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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会引起很多的矛盾……他在颠覆。”
这奇怪的话，我是理解的。他指的是一旦了解了卢安克，就会引起人内心的冲突，人们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对很多固若金汤的常识和价值观产生疑问。卢安克并不是要打翻什么，他只是掀开生活的石板，让你看看相反的另一面。
我问过卢安克：“你会引起人们的疑问，他们对原有的标准可能不加思考，现在会想这个是对还是错，可是很多时候提出问题是危险的？”
“如果怕自由，那就危险，自由是一种站不稳的状态。”
“从哪儿去找到不害怕的力量？”
“我觉得如果只有物质，那只有害怕，如果有比物质更重要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他在这次采访中下过一个定义：“脑子里没有障碍才是自由。”
我曾以为卢安克有信仰，我直接问了，他笑了一下，说：“为了自己的灵魂和需要向神倾诉吗？太自私了吧。”
他明确地写过，很多人的信仰是没有独立个人意识的迷信，是一种提出条件的思想——“如果我做什么，就得到什么结果”，这是一种“教育上的误会”，想要影响人类的精神，故意采取什么固定的策略是无效的。
人们惊叹他的“神性”，这是与他最相悖之处，他认为人的内在毫无神秘可言。他在广西的山村里，把十几本德文的精神科学的书翻译成中文，就是想揭示精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破坏和脱离精神依赖并得到独立意识的手段就是相信自然科学。人们只有相信科学，才能独立思考，才能在精神方面获得自由。”这过程意味着人人可得。
在这期节目的结尾，我本来有一段串场。这是节目的常规格式，通常需要点明主题，这节目报题是以关心留守儿童的主题去报的，就得这么点题收尾评论。我大概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小学课堂上就已经决定了”如何如何。
梁主任在审片的时候把它拿掉了。他说：“这个人不需要为他抒情，他的行为就是他的力量。”
年底常规，主持人都需要送节目去评奖，我说那就拿卢安克这期吧。对方好意打电话来说，这个主人公没有做出什么成果，不容易得奖，换一个吧。
我说，送这期节目是我们对评委的尊重，如果他们有兴趣就看看，没有也不要紧。
老范也说，许多人听说卢安克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问她，“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
她说：“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非要这么衡量的话，那么他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八年前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里的四十六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八人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甚至有个父亲来找他说：“我的儿子就因为学你，变得很老实。吃了很多亏。”
老范写：“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卢安克说：“我的学生要找到自己生活的路，可是什么是他们的路，我不可能知道。我想给他们的是走这条路所需要的才能和力量。”
他很难被效仿，也根本不鼓励别人来做志愿者。
节目播出后那个暑假，有三所大学和几十个志愿者去板烈小学给学生补课。搞晚会，来来去去。卢安克说，学生“被忘记”的状态改变了，成为“被关注后又被忘记”。他在博客上写：“请你先弄清楚：你是不是只因为我才想来？是不是期待着看到什么？如果是，你面对学生就不是真实的，对学生不可能是纯粹的，所以你也就会被他们否认。如果你仅仅是为了学生，你也不一定需要选择一个已经有志愿者的学校。”
在给老范的回信中他写过：“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
那段时间，卢安克每天收到上千封的信件，博客点击量骤增，每天十几万。
卢安克说那些来寻找他的人“一下子要求我离开学生去休养，一下子要我写什么，要我带头什么”，他不得不躲到学生家去，因为“我午睡的时候随时都有一位陌生人坐在我的床头等我醒来”。
这当中有一部分是要嫁给他的陌生女性。有人写“我不敢想象你在你的学生和理解你的人心目中有多么伟大”，想在他身边生活半年，研究他这个人。
他回信说：“我不要你们关心我，我要你们关心我的教育方法。”她来信说：“我不太理解你的教育方法，但非常理解你。”他写过：“我最害怕的是崇拜者，因为崇拜基于的往往是幻想上崇拜，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失望。”也有记者短信我：“请告诉我卢安克的电话，我要给他一个版来报道他，帮助他。”我回信说：“他有公开的邮件地址，你先写信给他，征求他的意见再说吧。”他自信满满：“不，我直接电话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写：“他没电话，另外，我觉得还是尊重他的意愿。”他回我：“那我去找他，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没有再回了。
过了半小时，他又发短信来，说已经登上火车，留下余音袅袅，“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还有次开会，碰到一个人，带点诡异的神色说：“你做了卢安克的节目？”我说：“是”。
饭桌上他坐我对面，忽然把脸凑近来，耸着肩，带着狎昵的口气极轻地说：“我觉得他是个恋童癖。”一只流浪猫探头探脑地走过来，想找点吃的。他突然站起来，暴喝“滚，滚”圆瞪着双眼冲过去，把猫赶了出去。
卢安克半合法的身份开始变得敏感，他暂时关闭博客，声明自己没有取得志愿者与教师资格。但这引起了更大风波，媒体认为当地政府要驱逐他，舆论的压力很大。
我写信询问情况，征得他同意后，在博客里作了说明——他在板烈的生活和工作正常，没有离开中国，也没有被要求离开学校。他希望媒体和公众“千万不要给广西公安厅和教育部门压力”，他“需要的身份”也正在解决当中，希望不要再有人去板烈看他。
我在信中问他，我们是否能与当地政府联系，沟通解决他身份的问题。
他说很多人都试图帮助他，“城市人好像不太愿意承受各种事实，就想出各种改变事实的手段。但我都不愿意走那种非常规渠道，因为这样的渠道和手段才让我们的社会变得不公平。”这话刺动我，我感到茫然，不知要怎么做，只能等待。
更多的媒体开始介人这件事，认为向广西政府与公安部门施压可以让卢安克的状况变好，河池官方不得不派电视台到板烈小学拍摄卢安克的生活。来澄清驱逐的传言。
日后我看到卢安克在博客里写：“现代社会人的追求就是想要有保障，对一切的保障。如果出现任何意外，人们马上就要找一个负责人，让上级负责任。上级就很紧张，怕出事，所以要管好一切，不允许任何意外发生。反过来说，我们为什么要提那么多要求？偏偏这些要求给我们带来的是不自由。”
二〇一〇年，为了避开这种状态，卢安克离开板烈小学，暂时回国，很多人嗟呀欷獻。不过，春节后知道他以旅游签证重回板烈，我并不意外。
二〇〇四年，他在板烈曾经出过一次车祸，农用车轮子脱落，车从几十米的山坡滚下去，差两米就要掉进红水河，被一棵巨树挡住。一个朋友死亡，而他的脊柱压缩了三厘米，日后才慢慢恢复。
我问过他，这样的结果一般的人会承受不了的，对吧？
他说，如果承受不了能怎么样呢？
“会选择走的。”
“离开就不会再有车祸吗？”
我本能地说：“但最起码不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和得不到医生的地方。”
“我觉得这次车祸就把我的命跟这个地方连得更紧了，走了就没有命了。”
他还会回来，是因为他要陪伴春节父母不回来的孩子。我问过他：“他们会长大，他们会离开这个学校，离开你。”
他说：“当然，都会过去。”
“那你怎么办呢？”
“没有考虑以后的，不考虑那么多。我考虑那么多，活得太累了，反正我这一辈子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