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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林里跑步时，他喊了一声她的名字，她转回头向他微笑的样子。
我看了心里闷痛一下。
施泰纳的长相是老王的斯拉夫版本，黑板刷一样的头发，又宽又红的脸膛，眼睛像牛犊一样柔和。之前，他是奥地利的运动员，二〇〇〇年被查出糖尿病，雅典奥运会只得了第七名，赛后奥地利媒体形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手，德国姑娘苏珊写信鼓励他，两人结婚后，施泰纳转人德国的俱乐部。妻子一直在攒钱，想来北京为他助威加油。奥运前一年，她在海德堡遇到车祸去世。
我说：“那个车祸发生之后，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他用手抹了一把脸，叹气轻不可闻，说：“这个事情发生的三个星期之内……”他停了一小会儿，身体轻轻摇晃，“就是……每天喝酒，待在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之后我接受了治疗，运动是最好的治疗。我恨这件事为什么发生，恨是我的动力，去举起更多的重量。”
采访完，他说他害怕奥运结束前的这些天，因为他已经举起过世界上最沉的重量，无可再举，媒体散后，只剩他独自一人。我看着他摇摇摆摆离开，奥运村暮色四合，没人认识他，最亲近的人已不在世上，这是他的异国他乡。我叫住他，上前说：“能拥抱一下你吗？”他咧嘴笑了一下，给我一个熊抱。我说：“你不孤单，你说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拍完我们传带子回台，得到通知，这个片子可能会在晚上播。九点钟，我两手撑着膝盖，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守着电视等，一直到夜里两点也没看到。
我从沙发上起身，坐到电脑前，MSN上有红灯在闪，有位也在媒体工作的朋友问我奥运做得怎么样。他之前不支持我去做这类报道，觉得跌了调查记者的份，他自己也离开了北京，避开奥运。
我回了一句：“没什么，只是没偷懒。”
他写了句奇怪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端认真的蠢人。”红灯又闪一下，补了一句：“当然不是指你。”
我说指什么。
他说：“比如一个母亲，孩子生病，她天天祈祷，但是还是去世了，这不是愚昧么？”
我说：“这是爱。”
他说：“爱和善是能力，而不是情感。”
我说采访施泰纳时，他说为什么重返举重，因为他恨——他恨失去所爱。但人在死亡面前有什么能力呢？所以他把愤怒都发泄在杠铃上，如果没有训练，他说自己会疯掉。
我说：“这愚蠢吗？我不知道。只有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我也不指望播出了，能做什么就做吧，像达娜这样的运动员，只能参加女子一百米预赛，没人转播这种比赛，我和老王刻了两张DVD给她，就算一个中国电视台为她留下的纪念吧。我过意不去的是，老王辛苦了这么多天播不了，常规的MPC发布会报道播了，也没打他的名字。
我跟后期沟通，他们说：“摄像都没打名宇。”
我说：“这都不对。这是对所有摄像工作的不尊重。”
第二天还是这样，我有点急了，人家也很无奈，问我：“那你的摄像叫什么？”
“他叫王忠新，忠诚的忠，新旧的新。”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还是没打上。
老王是篮球迷，奥运男篮小组赛中国对美国那天，我想让他看一场。但当天下午，他得先跟我去采访香港自行车运动员黄金宝。黄金宝曾经是专业运动员，十九岁停止训练，两年后重返自行车时已是一个胖子推销员，用了十五年走到北京奥运会，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但八月十六号，最后一场比赛中，只拿到第十五名。他神色有点茫然地问我：“为什么要采访我们？”
他的教练姓沈，左腿装着假肢，最初没有经费，没有场地，只有这一个辞职的“肥仔”跟着他。他俩在云南的深山里练习，每天至少两百公里，他租辆破货车跟着徒弟，天热的时候假肢把腿磨破，肉是烂的，血淋淋。愈合，又磨。
“没有人邀我们参加国际比赛。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队伍，我们只有两个人。深山里我就看到他一脚一脚地骑，我曾经想过，走到什么时候是头啊？渺茫吗？非常渺茫。想金牌？对，你想拿，但是这一脚脚踩能拿吗？如果拿不到的话，他还会有这个动力吗？”
天色已经稠蓝，摄像机需要重新调白，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但师徒二人憋了一肚子话要说，我没法说“停”，我回头看了一眼，老王一心一意弯着脖子调焦，粗壮的后颈晒得通红，背上像有块盐碱地。
沈教练继续说：“这次奥运失败之后，我知道黄金宝的心里是翻江倒海一样的难受，但是第二天他还是一脚一脚在那踩，陪着队友训练，示范自己的错误，说：‘你不要学我。’”
他站在场边看，想让黄金宝停下来，说你不要再蹬了。
但实在开不了口。
凌晨三点，回家的路上，雨牵着线一样从发尖往下淌，鞋湿了，踩下去里面有个水泡，“咕唧”一声。人有一种疲倦的兴奋，像乌黑的深渊里着了火，回到家在床上好久睡不着。八月的雷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