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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新捻子仍然秉承了传统武人的作风，破坏能力高得怕人，却没有丝毫的建设意识和建设能力。他们不会调配社会资源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他们唯一会的就是把人杀光，把东西抢光，把粮食吃光。没有生产能力，就只能靠了抢劫为生，每抢劫一处，将当地的生产力摧毁殆尽之后，捻子就迅速移师他行，寻找下一个受害者。
总之，捻子的机动性极强，跑得飞快，不太容易追上他们。
精心研究了新捻子的活动规律，接下来是研究新捻子的作战特点。曾国藩经过研究之后，向朝廷递交了他的研究报告，报告称：
吾观贼之长技约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战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转。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寨，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奇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此吾所阅历而得之者。
新捻子无根据地，又缺少犀利火器，不擅长攻城，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及时获得补给，获得休整。为解决大军给养，又势必不断掳掠，这就注定了其流动作战的鲜明特点。抓住了这个特点，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解决方案：困捻子于沙河、贾鲁河、黄河并运河四河之间。官兵严守城池，乡勇严守村寨，限制捻子的机动性，让捻子吃没得吃，喝没得喝，越闹越没个气候，直到彻底消亡为止。
方案制订了，剩下的工作就是执行。曾国藩正在紧锣密鼓地忙碌着，忽然间朝廷来了封信，信上说：曾夫子，捻子这种怪物，越早消灭越好，你看咱们这么干如何，把李鸿章也叫上，你们曾李联手，大干一场。还有还有，那个大汉奸丁日昌，其人特别能干，他把英国驻上海公使巴夏礼困在使馆中，饿得终日以泪洗面，还说不出一句抱怨的话来，现在最缺的就是像丁日昌这样能干的汉奸，就让丁日昌出任江苏巡抚吧。请夫子提出你的意见和看法，钦此，谢恩。
看了这封信，曾国藩倒吸了一口冷气，开始绕着屋子踱步思考：啥意思？朝廷这是啥意思？
是不是在试探我？
不！恰恰相反，这不是朝廷在试探我，而是刚刚掌握权力的西太后，这小娘儿们对本老头儿有一种英雄崇拜的情结，她是真的信任我，才和我商量朝廷最关键的人事安排。可如果这事被别人知道了，岂不又是一场轩然大波？
想明白了这层关节之后，曾国藩上疏，称：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意思是说，太后，你怎么这么缺心眼儿啊，咱们俩的事，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了，拜托。
慈禧见奏，失笑道：夫子这老头儿，真好玩儿，公忠体国呀。
曾夫子与小慈禧之间的这桩秘事，就悄悄压下了，朝中百官暂时不知。但正如曾夫子所顾虑的，此时他的功劳太大，名头太响，朝中不知多少官员，都咬着笔头，苦思冥想，琢磨着给夫子上眼药。
很快，一个叫朱学驾的无名小监察御史，发现了曾夫子战略的漏洞。四河防御，战线如此之长，那新捻子又逃得飞快，迟早也会冲破防线，逃之夭夭。其实朱学驾心里也清楚，所谓四河防御，并不意味着能够一防奏效，而是通过这种方式，消解新捻子的机动优势。你捻子逃了不要紧，我再圈住你就是了，毕竟你没有丝毫生产能力与建设能力，就这样圈住你几次，你就死定了。
但是朱学驾心里想的是，尽管战略如此，但如果我先人一步，指出新捻子迟早会破围而逃，那就证明了我小朱的智慧比他曾国藩更高，以后我就有名望了，更容易混了。
遂上疏，猛烈抨击曾夫子的战略不合时宜，指出新捻子迟早突出重围。并以刻薄的言辞讥笑道：
曾国藩为国家之柱石，黎庶之帡幪，徽烈著于旂常，声华重于山岳，乃以百老勋名，骤损于一旦，在曾国藩一身已觉可惜，揆诸大局所系，正非浅显。
这番话，骂人不带一个脏字，把曾国藩尽情羞辱。这时候慈禧太后开始秀她的政治权术，急忙把朱学驾骂曾夫子的奏折，给夫子送来：夫子你看，有人在骂你，你可要小心点儿哦。
夫子见信，竟夕不能成寐。内忧身世，外忧国事，绕屋彷徨，积泪涨江……
后面的八个字“绕屋彷徨，积泪涨江”，是曾国藩日记中出现频率极高的。总之，可怜曾国藩，圣人不好做，经常被人欺负到终日以泪洗面的程度。
正在积泪涨江，突然接报，调皮的捻子业已突破贾鲁河，冲出官兵的围困，逃之夭夭了。
夫子接报，当场昏倒在地，少顷醒来，立即伏案疾书，奏请开缺，请求办理离休手续。还有，夫子在奏章上要求，请将他的一等侯爵位注销。
夫子不跟你玩儿了，太累。
李鸿章为何制造冤案
曾夫子之所以怒而提交辞呈，并不是因为新捻子突破围困，而是因为他的弟弟曾国荃自打立下攻克南京的大功之后，就成了众矢之的。许多朝臣就想，这个曾国荃，居然连攻克南京这种功劳都敢立，明摆着啊，这铁定是功高震主。朝廷肯定也在找机会砍他脑壳呢，那赶紧趁这机会上前踩一脚吧。
由是曾老九饱受攻讦之苦，有人说他抢走了南京城中堆如小山的金银财宝，还有人干脆栽赃说他是哥老会的头子，是黑社会大佬，理应明正典刑。曾国藩拼了老命跟君臣们吵架，保护弟弟不受伤害。在这种情形下，他实在没心思跟活蹦乱跳的新捻子较劲儿，辞职，老子不干啦！
曾国藩焦头烂额之际，正是李鸿章眉飞色舞之时。他在虹口买下了一家洋人开办的铁厂。而买铁厂的钱的来源，就更是搞笑。当时上海海关有个通事唐国华，因为受贿被逮住，这老唐也不是平凡之人，他居然请出老牌帝国主义者赫德替他说情。洋人的面子不能不卖，可是唐国华犯法的事也不能不追究，嗯，这个事怎么办呢？有了，就狠狠地罚唐国华一笔钱，然后就用这笔钱来买铁厂好了。
这时候上海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洋人偷偷地在中国架设了一条电报线。这可不是小事儿，中国这边还没从农业社会转型过来，你洋人就悍然发起了信息战，中国人民可吃不消。于是丁日昌星夜行动，偷偷地把洋人立的电线杆全都给砍了。
洋人很郁闷，就来找丁日昌要求追查。偷砍电线杆的就是丁日昌本人，这案子岂能查明白？后来洋人又要求赔偿，丁日昌断然拒绝：坚决不赔，砍你几根电线杆都要赔，这还有完没完了？
正玩儿得开心之际，朝廷传旨：曾夫子生气了，辞职不干了，就让他再回到两江总督的老位子上去，替前线的淮军征募粮草。李鸿章调任钦差大臣，负责去摆平新捻子。
曾李互调，表明了一件事：朝廷终于意识到，让曾国藩带李鸿章的兵，这个事儿不大妥当。按理来说，这种相互牵制的格局，可以避免曾李坐大，是有利于朝廷权力稳固的。但问题是，曾李二人的忠诚度是可信的，完全没必要玩儿这种小心眼儿。而且李鸿章练出来的兵，曾国藩用着不顺手。顺手的话，就不会发生新捻子突破河防的事件了。
所谓用着不顺手，就是说淮军心里不高兴，不想替曾国藩干活，他们已经习惯于听从李鸿章的号令，把自己的命运前程和李鸿章捆在一起了。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抗拒曾国藩的命令，但是他们可以让执行的结果大打折扣。他们一定要等到李鸿章出来，才肯卖力干活。
于是，李鸿章欣然走马上任，但开局不利，连吃败仗，先是大将郭松林差点儿被新捻子捉了俘虏，然后是李鸿章交心过命的老兄弟——淮军名将张树珊，于德安府杨家河被新捻子杀掉。
战事艰难，李鸿章所能做的，就是固守曾老夫子的战略思想不动摇，新捻子再凶，终究没有生产能力，没有建设能力，早晚会被困死。关键是，别让新捻子在死前又闹出可怕的大事。
战况胶着，转眼到了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十五，这时候战场之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淮军大将刘铭传与湘军名将鲍超，按照事先的计划，于京山县会攻捻子。刘铭传与鲍超商量好了出击时间，但时间未到，刘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