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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二者之间，又有何区别呢？
智慧的主体是人，而客体则是自然天地，是人类针对于自然规律的探索，是用来解决问题的。
谋略的主体是人，而客体还是人，是人针对于人的机谋算计，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制造问题的。
西方人崇尚的是智慧，而中国人喜欢的却是谋略。西方最有名、最具影响力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师，他们只是为了探讨思想，研寻规律，不跟人争，也不跟人吵，故传名天下。
一个民族，如果分不清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谋略，那就容易犯下把谋略当智慧的错误，一门心思地沉溺于内斗之中，乐此不疲而不知反省。而一个人如果无法区分智慧与谋略，那就更可怕了，他的价值观将被扭曲，他的心灵将被熏染，而他的一生，有可能沦为谋略的牺牲品。
一个人如果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之下，他只要潜心研究智慧就足够了。但如果他不幸生在东方中国，如果他想为自己的人生负责，那么他就必须再给自己添点儿本事，不仅要懂得智慧，更要对谋略了然于心。
只有智慧而没有谋略，就会沦为负面力量的牺牲品，被人暗算而无处讲理。只有谋略却没有智慧，就好比大树无根，大厦无基，不管你爬得有多高，哗啦啦大厦倾，此乃必然。
曾国藩和李鸿章能够在中国这种怪人扎堆的奇异世界成就事业，就是因为他们既娴于智慧，又懂得谋略，缺一而不可。
缺了智慧，谋略就成了整人的手段，最是令人不齿；少了谋略，智慧就成了任人猎取的美食，因为你丧失了保护自我的能力。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智慧，沦为了谋略的猎物，又不知有多少谋略，只因为没有智慧的内核，最终成了丑恶与卑鄙的代名词。
比较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徒二人，曾国藩是智慧多一点点，谋略少一点点，所以曾国藩成了圣者，成为世世代代读书人景仰的人生偶像。而李鸿章则是谋略多一点点，智慧比老师少了一点点，所以李鸿章同样也能够成就大事，但最终由于智慧含量的不足，留下来的仍然是令人扼腕叹息的满地凄凉。
曾李师徒，也曾联手施展过一把谋略，在历史上留下佳话。
曾李联手施展谋略，都是被咸丰皇帝给逼的。如前所述，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皇帝传旨调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护驾。曾国藩陷入两难之中。
于是李鸿章越众而出，谋略曰：老师，这个事容易摆平，你这么着，你现在上疏，不提鲍超，单说自己是多么忠君，多么爱国，你要求自己提师北上，又或者是胡公胡林翼去，就请圣上下命令吧，圣上指到哪里，咱们就打到哪里，绝对不带打差的。
曾国藩大喜，于是立即如此上奏，咸丰皇帝遭遇到真正的谋略，顿时心悦诚服，从此不提让鲍超北上的事了。
曾李联手合谋咸丰，这是陈年旧案了。
曾夫子是圣者，心地光明纯净，不得已而谋略，谋略完了，就算结束了。可是此谋略是李鸿章的杰作，他肯定会将这个成功案例，编号贮存在自己的脑子里，以备随时查询。
也就是说，曾国藩不太可能记得这件旧事，更不可能写下来，以免让人抓到他不忠君的把柄。正因为不记得，所以他才要求让湘军旧部程学启往援金陵，以解曾老九之围。却忘记了，他的这个要求，和咸丰皇帝要求他派湘军猛将鲍超北上，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丝毫的差别。
可以确信，李鸿章接到曾国藩的书信，肯定会尖声大叫起来：老师，你怎么又把这道练习题给翻出来了？
这题咱会呀！
谋略法则的实战演习
那么李鸿章该如何再解这道题？是不是应该像上次一样，立即给老师写信，表态说首战用我，用我必胜，要求自己赴援金陵呢？
错！
谋略这东西，是人与人斗智，与自然界的规律完全不同，讲究一个“变”字。
相比人类的心灵来说，自然界要纯净得多，简单得多。比如说自然规律，它是不会发生变化的。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围着地球转，多少年来始终不变，绝不逸出自己的轨道四处乱窜。而人则不然，人性是反复的，是在变化的，是没有可以依循的规律的。
如果说，人性真的有什么规律的话，那就是博弈规律，就是不让你猜到他的想法和做法。你认为他往东，他就一定要往西；你认为他应该去打狗，他就非得去撵鸡。人类就是这样跟你抬杠，让你抓不住摸不到他。一旦他的思维规律被你掌握，那他就沦为了你的奴役，再也逃不出你的手掌心了。
人性的规律就八个字：打破控制，飞天而遁。总之就是让你猜不到。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之所以被誉为谋略之神，就是因为他总能准确猜中对手的想法，而对手却猜不到他的，所以大家羡慕死他了。
谋略规律，博弈法则，应用起来千变万化，归纳起来却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无非是两个法则。
谋略法则之一：后发制人。
谋略法则之二：节点错位。
后发制人，节点错位，这八个字听起来古里古怪，在现实中的应用却是非常方便。
后发制人，是说谋略者不可先行。如果你先行一步，就意味着你要提交一份议案给对方，这就为对方设置了精确的打击目标，对手只要瞄准你这个议案猛烈开火就是了。
谋略者以静制动，不可争先，争先必被人所谋。这是第一法则的解释。
节点错位又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节点错位，是建立在第一法则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了第一法则，第二法则也就不再适用。但如果第一法则生效，第二法则立即就会派上用场。
第一法则生效，是指对手已经提交了议案。对手既然敢于提交议案，事先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所有的细节都想到了，确信万无一失，才会郑重推出，以期赢得满堂喝彩。这种情况下，你想否定对方的议案，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对手已经思考过你每种否定的方式，有无数条应变方案在等着你。
所以，你最好的法子，是把对方的方案扭曲一下，变形一下，这样就容易打击了。
所谓扭曲变形，仍然是针对对手的方案来说的。既然对手提交了方案，那多半是已经做了精确的测量，让这个方案落在一个恰到好处的节点上。只有这个节点才是最适宜的，往右偏一点点，就是太过偏激，太极端，丧失了实用价值；往左偏一点点，就是不到位，不成熟，仍然是缺乏实用价值。
什么叫往左偏一点点？什么又叫往右偏一点点？
拿咸丰皇帝诏令湘军猛将鲍超北上的案例来说，咸丰皇帝既然提出这个方案，那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了，留曾国藩在南方平叛，调猛将鲍超北上护驾，两不耽搁，兼顾全局。这个方案堪称完美，无懈可击。
可是曾李师徒联手，不说快点儿执行这么好的方案，而是故意把方案往右边推了一点点，右边就是偏激，就是极端。这个偏激而又极端的新方案，就是曾国藩或胡林翼北上护驾，这不明摆着难为咸丰皇帝吗？
现在，曾国藩又稀里糊涂地把这道旧练习题翻出来了，李鸿章就不能再向右偏了。再向右偏，曾夫子一下子就醒过神来了，我靠，李鸿章你跟老师玩儿这一手，你看老师不打死你才怪……
所以李鸿章为避免被曾夫子识破，就只能往左偏。
往左偏，就是不到位，不成熟，可是到底怎么个偏法呢？
李鸿章把吴煦和杨坊叫来，以慈祥和蔼的声音说道：两位，你们辛苦了，虽然两位已经不再是苏松太道，不再是粮储道，但是你们的军方职务还在，你们仍然是常胜军的管带，仍然是带兵之人。
带兵之人，要报效君父。现在本官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决定派你们二人往援南京，参加金陵会战。这是本官拼了老命才为你们争取来的好机会，你们二位是不是激动得快要哭出来了？
吴煦和杨坊已经彻底震惊了，大张着嘴，看着李鸿章：李大人，你刚才说，派我们俩去什么地方？
去金陵啊，参加金陵会战。李鸿章兴致勃勃地说：我看好你们，你们千万要好好表现，不要给咱们上海人丢脸。
这就是所谓的往左偏一点点。曾国藩要求悍将程学启往援，这个方案是完美的。往右偏一点点，搞得激进起来，就是李鸿章自己亲自出马去金陵，这招已经用过了，不能再用了；往左偏一点点，就是找不如程学启的人，比如吴煦和杨坊，让他们两个去添乱。
这个方案，一举制住了所有当事人。
这才是真正的谋略
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