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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是性情中人，最喜爱战场上能打能杀的猛将，从此视张国梁为自己的心腹爱将，不停地给他加官晋爵。有次听说张国梁得了感冒，咸丰皇帝立即派八百里快马给张国梁送药来。此事让张国梁感激不尽，遂建江南大营，将南京城围困起来，誓擒洪秀全以报咸丰皇帝知遇之恩。
却不料，太平军中的天才将领李秀成攻破杭州，取其辎械，然后突然回师，直捣江南大营。这是江南大营第二次崩溃，张国梁力战不支，溺水而死。李秀成怜其忠义，命人收尸以礼下葬。
这个时候，天地会的罗亚宋因为与会中之人不睦，最终分道扬镳，投奔了官兵。岂料他前脚加入官兵，后脚张国梁就带着小老弟冯子材，也投奔了过来。罗亚宋怒极，发誓决不与张国梁站在同一阵营，就又跳槽去了太平军那边，改名罗大纲，成了太平军中最悍勇的战将，并很快战死。
罗大纲、张国梁双双身死，只剩下一个小老弟冯子材躲在镇江。后来他大败法国兵于镇南关，扬我国威。但另一个尚武中心淮上的存在，标志着中国战乱的持续。
不读书、愚昧固执、对社会充满仇恨的人多了，就是乱世。读书人多了，思想比较开明，对人性持淡静宽容的人多了，就是盛世。
曾国藩之所以对程学启提到张国梁，是因为两人的人生际遇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先从贼，后为官兵，都是被太平军当面宰杀了妻子儿子。所以曾国藩希望程学启能够成为第二个张国梁。这个希望是有道理的，两人既然前半生的轨迹十分吻合，后面的结果也不应该有区别。如果弄出区别来，那人性的规律就不好研判了。
壮行之后，程学启和哭得两眼红肿的钱鼎铭，率师登上火轮船。他们将穿越太平军占据的腹心地带。
此行安危如何，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新官上任的四句格言
当时的长江南北两岸，是不计其数的太平军营垒。炮塔林立，直指江心。程学启、钱鼎铭及淮军士兵们心惊胆战，躲藏在船舱里不敢吭声。外边太平军的声音近在咫尺，听得清清楚楚。火轮船冒着黑烟，行至采石矶，却突然停了下来。两岸的太平军拥出来看热闹，吓得程学启和钱鼎铭唇齿青白，相顾无言。
英国船长对程学启解释说：轮船之所以突然停下，是因为搁浅了。此时南面是南京城，北边则是和州的太平军大营。数以万计的太平军对船上之人虎视眈眈，其状惊悚，无以复加。
幸亏在这节骨眼儿上，江潮忽涨，火轮船又开动起来，程学启和钱鼎铭才长长地松了口气，一屁股坐在舱板上。
实际上，太平军是绝无胆子招惹洋人的。前者，忠王李秀成进攻上海，太平军不留神错杀了一名洋人，李秀成大怒，当即将那名太平军斩首，首级送入上海城的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谢罪。可是英国人根本不知道太平军杀的是谁，所以这事也就没法追究。但此类事件对太平军的心理震慑是异常强烈的。所以太平军尽管发现这七艘火轮船有问题，可是没有人敢问一声，生怕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
于是程学启、钱鼎铭率第一批淮军，如期抵达上海。
李鸿章让程学启先行，是有考虑的。程学启部是湘军中最具战斗力，精神状态最饱满的。让这批精锐先行，目的是为了给上海父老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便于淮军立足上海。
但是，李鸿章的目的却没有达到。原因有三个：
一是湘军本来是穷部队，全靠了曾国藩东拼西凑，到处想办法弄钱，供养这支部队。而程学启虽然战斗力强悍，但在湘军中的身份极为尴尬，说是后娘养的孩子也不为过。因此，登陆上海的淮军，多是些光着脚板，连鞋子都穿不起的穷大兵。手中的武器更是可怜，士兵手中拿的多是削尖了的竹子做的长矛。体面一点儿的算是将领了，最多也不过是一个号坎儿，脚上有鞋再挎上腰刀。这般军装，没法子叫人提起精神来。
二是大上海太过于富庶了，大富豪不计其数，如拥有租界几乎所有地皮的顾福昌，称得上地产大王，可他的财产，在上海最多不过排到第四。还有刚来上海不久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上海的富豪之中，根本就排不上号。上海人见惯了大场面，对穷酸的淮兵，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最后一个原因，最是让程学启有苦难言。这个原因就是晕船，士兵们憋在船舱里久了，尤其是穿越太平军所占据的狭长水域之时，因为两岸火炮森森，堡垒林立，淮兵不敢步出舱室一步，大小便的问题无法解决，结果弄得士兵们满身污物，肮脏不堪，甫一登陆，就因为晕船效应，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让上海人看得目瞪口呆。
上海人说：这是一支大裤脚的蛮子兵，是一支叫花子兵。
李鸿章如何知道开局竟是如此尴尬？他仍然信心爆棚，于1862年4月6日出发，仅比程学启晚了一天。临行之前，曾国藩对他面授机宜：少荃啊，你马上就要走了，临行之前，老师要告诉你，上海那些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他们把持上海的关税厘金，一群贪官污吏，勾连一气，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省吏治，贪诈朋比，积习相沿，这都是治吏不善留下来的祸患啊。老师说了你可能还不信，等你去了上海，就知道这些人是多么难缠了。
李鸿章站起来，走到曾国藩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老师，若然如此，学生该当何以处之？请老师教我。
曾国藩俯身，低声道：老师只有四句话，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
这四句话，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立足上海给出的应对之策，也是任何一个新人到了新的环境之时，所必须要谨守的。第一就是言语稳重，注重诚信，万不可刚一出场就弄个信用破产，那就没办法混下去了。第二是说做事情的时候，要有恭敬严肃的态度。对于中国人来说，态度比是非对错重要，比做事的结果重要，只要态度对了，一切都对了。第三是告诉李鸿章，对于洋人，可以一起防守，但不可一起进攻。这一条说的是新人在官场中对同事兼对手的政策，可以与老同事一起做封闭性工作，但千万不要一起做开放性工作。封闭性工作职责权明确，出了问题不容易栽到你头上。而凡开放性工作，都有一个职责权不明确的特点，一旦效果不理想，背黑锅的永远是新人。最后一条说的是人际关系的疏理，新人如果有必须要让渡的利益，就要让渡给关系与你疏远的人，以便在整体环境中获得正面评价，万不可只顾及关系亲近的人，而不理会关系疏远的人，让人疑心你搞小动作，那就彻底毁了自己的前程。
李鸿章仔细品味老师说的话：学生记住了，请老师详加指点。
曾国藩：少荃你记住，你率军入沪，军队就是你的命根子。所以你要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治后图。
李鸿章向曾国藩磕头：师德如山，学生铭记在心。
抬起头来，李鸿章心潮澎湃。他终于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但此行是福是祸，全然取决于他积四十年之久养成的智慧与对人性的洞察。
李鸿章空降上海
即将出任方面大员，李鸿章也组建了他的秘书班子。
李鸿章的幕僚中，第一个是他的同乡书案周馥周玉山，此人将终生追随李鸿章，替李鸿章掌管印信。从此二人不离不弃，相伴一生，到李鸿章临终之时，就是周馥亲手替李鸿章合上双眼。
第二个是凌焕凌筱南，他曾给曾国藩上疏言兵事十二条，引起了曾国藩的关注。他是最富经验的老幕，举凡行政上的大小事情，他都了然于心，只要有他在，幕府中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第三个人是周含芳周芗林，他少孤，从其兄刘瑞芳受教发蒙，他曾经上条陈议战守方略。此人谨慎心细，此后将由他来负责军械粮饷等后勤供应。
这三个人，都是淮上人氏，自打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他们四人就彼此感受到了一种精神上的感应。周馥等人寄希望于李鸿章带他们闯出一番事业来，而李鸿章却视他们为宝贵的行政人才，以此打造自己的幕府班底。
船行三日，据周馥记载：当轮船过金陵时，南岸下关、北岸九洑洲，沿岸摆开一望无际的太平军营垒，森森火炮对准了在风浪中颠簸起伏的火轮船。头扎红巾的太平军，手持武器，昂首肃立，与船上的淮军近在咫尺。谈笑在耳，呼吸相闻。
李鸿章及六百名淮兵，蜷缩于船舱之中，大气也不敢喘。
1862年4月8日，李鸿章抵达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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