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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京生兴冲冲地道：“邓公南巡是真的？”
丁光远点了点头，道：“是真的。”
1992年1月至2月，邓公，这位华夏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垂暮之年，凝聚起自己的全部气力，最后推了华夏一把，毅然南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邓公有生以来对华夏的突破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时刻。
党史专家龚育之说：“南方谈话被确定为《邓公文选》第三卷的终卷篇，是代表邓公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是标志着新时期的历史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真正的邓公时代，是在南方谈话之后出现的。也就是说，邓公时代，已经超越了老人家的生命局限。在邓公已经去世多年的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华夏经济在2008年将会攀登到世界第三的位置，也是南方谈话结出的硕果。
1992年1月初，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一份绝密电报，上面只有两行字：首长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老人家多年来有个习惯，就是到上海休息。他到广东来不是休息的，也不只是看南方的建设成就。邓公来广东，肯定将有“一个大动作”！
邓公来深圳之前，曾立下了“不开会、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照相、不报道”的规矩。
邓公以他多年积累的政治经验和洞若观火的目光，一语中的，击中了要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华夏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那些几乎遮蔽了天空的姓社姓资的干扰，在邓公的政治势能面前，一下子委身于地。邓公说话直截了当：“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常识都没有。”
邓公以铁腕般的魄力，迎头解决了纷纷扰扰的争论，为华夏确定了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如果说，在此之前都是酝酿和热身的话，南方谈话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一锤定音。邓公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邓公的这个观点，和在11月份何夏二人在上海的《解放日报》发表的《论市场经济》虽然不是字字照应，但是两者的思想完全相同，高度契合！
邓公在上海看到何夏二人的这篇文章的时候，“咿”了一声道，很惊喜，简而言之，这些话都说到他心窝子里了。接着他让自己的秘书了解了何夏二人的履历，再得知这两个人还处于停职反省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让中宣部去“了解”一下。
终于，在夏小洛的不懈努力些，夏家的命运终于第一次和华夏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交叉和碰撞！
那扇他曾经在前世仰望过的权贵之门，也轰然打开！
其实，在邓公视察南方途中，他的谈话就已经通过口耳相传，震动了社会各界。人们辗转相传，奔走相告，并且按照自己的理解加以放大。邓公走了一路，口耳相传也跟了一路。何夏二人也听闻了这件事，只不过，一直是在民间传诵，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们现在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
丁光远这次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何京生和夏近东不要怕，再写出几篇文章，加一把火，并让他们参加中央党校的“反左”专家组研讨会，一起写文章。他还神神秘秘地道：“中宣部之所以不这么早的发声，就是让左派的力量充分的暴露！”
丁光远先行一步，先回京城，嘱咐曹致远和何夏二人三天之内到会！
四人亲自将丁光远送到高速路入口，这才返回，在陈光的办公室里，曹致远狠狠地拍了一下何京生和夏近东的肩膀道：“老弟们！我们赢了！”
陈光笑着看着何夏二人，道：“现在我代表市委组织部宣布，你们两个现在官复原职！当然明天上常委会讨论，不过，现在大家都看在眼里了！我想，也就是走了个过场！”
何京生和曹致远一起哈哈大笑，曹致远兴奋地道：“现在邓公一锤定音，而且深入地了解了何京生和夏近东同志的观点，高度赞扬，恐怕已经不是官复原职的问题了！那恐怕要另有任用啊！我先恭喜你们俩了！”
曹致远想起夏小洛怂恿自己赶紧加入改革派阵营的时候，自己犹豫了好久才发声，现在想想，真是郁闷啊，错失良机。自己固然是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之一，但是如果是自己早点发言，恐怕自己就是头功了。
现在何夏二人却比自己早一个月发言，遗憾啊！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夏小洛这个小屁孩，妈的，还真挺邪门！以后还是要多征求这臭小子的意见啊！
陈光比他还后悔呢！自己本来是改革派的先驱，但是面对89年91年的左倾、保守的逆流，自己却退缩了，如果要奋起发声，自己说不定还能升一格，心中看来，恐怕是没戏了啊！
听了曹致远的话，何京生哈哈一笑。夏近东呆呆地坐在那里，却流出了两行清泪，曹致远三人却没有一点嘲笑的感觉，反而心中恻恻然！不在那个位置不会明白其中的痛苦和焦灼啊！
那是架在火上烤啊！
全国的大理论家都一边倒的说你是错误的时候，你还敢傲然而立，像个爷们一样像偏执狂一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么？
更何况还有长达帮个月的纪委的审问！
何京生军人出身，在里面都差点精神错乱，一个壮汉，活生生地从170斤还剩下120斤，成了一根麻杆！
这厮倒是豪放，说自己权当减肥！
可是对于文弱书生一般的夏近东来说，这又是何等的煎熬！
不过，夏近东的眼泪，那是喜悦的泪水，是苦尽甘来的泪水！
曹致远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兄弟，哭吧，不丢人！”
3月底，包括曹致远、夏近东、何京生三人在内的，由60多个官员和学者齐聚中央党校，热气腾腾议论反“左”大计。华夏新闻社报道这次会议说：“品味邓公南巡讲话，议论中国改革大计，倾吐多年肺腑之言。反‘左’呼声四起，热烈掌声不断。”
深孚众望的老作家也站出来反“左”。冰心说：“妇女、男的、少的、老的作家们，都鼓起气来了，冲出‘左’的怪圈。”
夏衍说：“我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把‘左’的束缚和阻碍文艺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统统去掉。”巴金说，他相信“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
一大批有影响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纷纷撰写文章表态。他们的文章，收进了这一年出版的《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两本书中。
邓公南巡如同大潮初起，一波一波又一波，在压抑已久的人心中引起了巨大而持久的共振。“解放了！”到处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全国党心民心和邓公谈话的冲击波融会在一起，使整个华夏都随着邓公谈话的节拍涌动起来！
邓公南巡也对经济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关于近年来个体私营的政策遭到质疑并发生波动的问题，邓公表扬了“傻子瓜子”年广久，通过一个个案，巧妙的解决了。
举重若轻，一语破的：“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