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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与你谈起《红楼梦》，你谈到鲁迅先生的话：“《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济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你说你看见的与他们不同，你说你从《红楼梦》中看见四个场，也就是情场、职场、官场、商场。你认为风花雪月是情场、人生际遇是职场、权势熏炙是官场、功名利禄是商场。其它三场都好解释，独功名利禄是商场令人费解。后经你解释才令人豁然开朗，你说人生若为功名利禄而奋斗的话，那么就要学会经营脸皮、心肠这些特殊商品，就要学会买卖、经营自尊和人格。谁能把握住商机，谁就能成为人生经营的胜利者。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关于中国企业的成长描述中，都绕不开“原罪”，有学者称：“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这恰恰是造成“原罪”的背景。永盛集团无疑是在这种背景中妄图凭冒险闯关成就霸业的企业。你质问周永年，为什么像王祥瑞这种企业家头上，有那么多“红顶子”？这说明你虽然浸淫在大染缸里，并未丧失政治敏感性，更未丧失政治勇气，着实难能可贵。其实那些喜欢为企业家聘发“红顶子”的领导，大多是些像贾母一样“溺爱不明”的官，其实贾母心知肚明，正如她所言：“若说外头好看，里头空虚，是我早知道的了。”这说明贾母为了“外头好看”可以容忍“里头空虚”，这何尝不是一些短视的领导干部的想法，“我去后，哪管你洪水滔天！”为别人发“红顶子”，是为了给自己的政绩添彩，无非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台阶垫砖头，在这样的政绩观指导下，不仅出现对闯关企业的“监管真空”，而且也必然成就官商勾结的腐败恶果。应该说企业“原罪”恰恰是“监管真空”所纵容出来的产物。之所以像永盛集团这种企业前仆后继，说白了还是儒教的本质——官本位理念在作祟。其实纵览《红楼梦》全书，贾政的为官形象极具典型意义，这样的人物在现实当中仍不乏其人，这种官员表面上很注重名声，但实际上却寸步也离不开“李十儿”这样的下属，以至于最后像贾政一样抱怨：“外套的名声，连大本儿都保不住了，还搁的住你们在外头支架子说大话，诓人骗人？到闹出事来，往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现如今恰恰相反，一些冒险闯关的企业备受“监管真空”的纵容，没出事前，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事发，一些当政者往往不愿意正面回应。你应该记得，周永年刚到东州就任市委副书记时，曾经在花博会期间主持了一次全国性的企业家论坛，讨论的主要话题就是企业原罪的问题，当时周永年向在座的几百位企业家问了一个语惊四座的问题：“各位企业家，既然大家一致认为企业‘原罪，是变革时代的必然现象，这就是说大家都有过‘原罪’行为了？那么我作个现场调查，没有向官员行过贿的企业家请举手？”当时肖鸿林也参加了论坛，值得讽刺的是正是在这次论坛之后，肖鸿林被“双规”的。周永年的突然发问，令在场的企业家面面相觑，好半天才有五六个人举起了手，而且举手的姿势很不自信，像做贼心虚似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大家默认：企业的原罪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宿命。企业家“罪与罚”的一幕幕，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和法治社会逐步进化的一个深刻注解。企业家热衷于和权力沆瀣一气，对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创富只能通过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赚钱，或者通过不法交易赚钱，那么企业和企业家的前途只能是崩溃与毁灭。毫无疑问，以上两条途径，王祥瑞全部采纳，不然永盛集团不会迅速崛起。中国未来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由寻租活动转向创造价值的活动。然而从追求权力暴力到创造价值，对于只想赚钱的企业家来说并不容易。王祥瑞并不懂什么价值创造，他只是个财富的攫取者，因此，王祥瑞并不是企业家，他只能是走私犯。问题是要想获得巨大的资源就必须与权力结盟——这几乎是所有落马企业家曾经梦寐以求的成功捷径。对他们来说，企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权势的庇护，银行贷款、土地征用、能源供应、项且争取、企业上市，无一不与权力息息相关，而如何有效地经营一家企业所需要的企业家精神却被他们弃若敝履。这恰恰是权力至上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官本位的最大罪恶是严重阻碍了商业精神的正常发育。其实不存在企业家的原罪，也不存在时代的原罪，归根到底都是“官本位”的原罪。官本位之恶不除，永盛集团必然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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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假烟案”变成了“走私案”这件事来看，你是处处想当“局外人”，却处处变成了“局内人”。看到这一段着实让人心头怦怦直跳。如果把驻京办比作贾府，你就无形中充当了贾母的角色。看似“不敢行凶霸道”，“看似虽不能为善，亦不敢作恶”，其实是无心为恶尽是恶，不算坏人实坏人！不要将责任都推给梁宇，你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早就听说永盛集团是靠走私起家，但你身为驻京办主任，对永盛牌香烟照常进货，甚至在预感到五辆奔驰车必是水货的情况下，仗着有梁宇发话，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