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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人的力量。
胡适的文风（6）
胡适的文风，就谈到这里。
鲁迅的文风（1）
鲁迅是文章大家。也选他一篇早期的名文吧，还数《记念刘和珍君》最能代表他的文体风格。所以选这篇文章，还有个原因，就是前一章讲了的三一八惨案，正是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不用再作什么介绍了。
不愧是写文章的老手，一下笔便是一种沉郁悲怆的气氛：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执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了一点什么没有？”我说“没有”。她就正告我，“先生还是写点罢；刘和珍生前就很爱看先生的文章。”
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能够相信真有所谓“在天之灵”，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3页）
怎样与刘和珍相识的，在第三节中是这样说的：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偏安于宗帽胡同，赁屋授课之后，她才始来听我的讲义，于是见面的回数就较多了，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的前途，黯然至于泣下。此后似乎就不相见。总之，在我的记忆上，那一次就是永别了。（《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4—275页）
全篇之中，就这两段是叙述性文字，自己亲历的事情的叙述。第五节中还有一段叙述性文字，不是亲历的事情，是转述，转述刘和珍死难时的情形。此外的文字，除了偶有一半句是叙述外，几乎全是激愤之语，警策之句，有的是感慨，有的是诅咒。且选几句看看：
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他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是沉默中灭亡。
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73—277页）
说这是一篇叙述性的文章，莫若说是以事件为依托写的杂感性的文章更为恰当。这一时期，鲁迅的文章，大体说来都是杂感。所以不多写叙述性文章，也是因为他还有别一种手段，那就是写小说。许多叙述性的材料，稍加改造或虚构，写成小说了。
从这类杂感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文风的一大特质，就是深厚的古文功底，娴熟的古文笔法。其表现，一为多用古语，多用单字；二为其文句多是由古文骨架衍化而来。
鲁迅的这一文风特质，世人多有论述。孙伏园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周年杂感二则》里说过：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思想，魏晋文章”。当时的朋友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对。
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这副联语，换成白话说就是：思想来自托尼，文章师法魏晋。也可说成：托尼式的思想，魏晋式的文章。意思都差不了多少。思想不说了，单说文章。鲁迅是如何受了魏晋文章影响的，孙伏园的看法是：
鲁迅的文风（2）
鲁迅先生研究汉魏六朝思想文艺最有心得，而且他所凭借的材料都是以前一般学人不甚注意的，例如小说、碑文、器铭等等。尤其对于碑文，他所手抄的可以说是南北朝现在碑文的全部，比任何一家搜集的都丰富。而且工作态度最为精审，《寰宇访碑录》和《续录》所收的他都用原拓本一一校勘过，改正许多差讹以外，还增出不少的材料。因此在他的写作上，特别受有魏晋文章的影响。（《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1913—1983）》第三卷第700页）研究什么就受什么的影响，这说法是简单了点，却很直接。应当说，总是他的心性里，有与魏晋时期的文风相契合的东西，才会喜欢上魏晋时期的人物，也才会喜欢上魏晋时期的文章。喜欢才会研究，研究了更加喜欢，一来二去，积久成习，笔下便带上了魏晋人的风致。孙伏园的话，直白地说，就是鲁迅的古文底子是很好的，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典雅、最见性情的那种古文的底子。
曹聚仁谈到这一点时，是把周氏兄弟一起说的。他认为：周氏兄弟，他们对于中国古书古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修炼成仙，吐纳天地之精华，脱抬换骨的了。鲁迅的文章，从庄子楚辞中来，但他是消化了诸子百家的文辞，并不为屈原庄周所拘束，所以他并不要青年们步他的后尘。（《鲁迅评传》第244页）具体地说，他是怎样多用古语、单字，其文句又是怎样一种古文骨架呢，从上面征引的段落中挑选一些词句细细分析不是难事，只怕别人不会服气。还是引述名家的高见吧。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一书中，对鲁迅的行文特征有绝妙的辨析，他是赞扬的，这赞扬中也就包含了鲁迅行文的这一特质。
李氏说，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地一提，仿佛放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游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快感。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吸引人的地方，却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接下来，李氏自问自答：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竟”，“不过”，“譬如”……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人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许多弯儿，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鲁迅批判》第132页）这是从好的一面说的，从另一面说，就是多用古文句式了。接下来，李长之还举了三段文章做例子，是从收在《华盖集续编》里的《记“发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