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挛侍狻Ｈ欢趺鳌⒖瞪窗阉闯梢桓觥罢挝侍狻保桓觥叭〉霉愦竺裰谟祷ぁ钡摹罢挝侍狻薄；灰恢炙捣ň褪牵核苤鞫岢觥巴Ｖ鼓谡剑恢驴谷铡保选翱谷站裙钡目诤藕暗米钕欤罨乇硎驹赣敫鞯掣髋稍凇翱谷站裙钡那疤嵯潞献鳎妥钅苡萌诵模妥钍艽笾谟祷ぃ陀涤辛俗罟愦蟮娜褐冢谡味氛芯褪だ恕�1935年秋，萧三从莫斯科给国内的“左联”写信，提出的口号也是：“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陈伯达、何干之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如此尖锐的时候，在广大民众日日夜夜所思所想的都是抗日救亡的时候，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思想运动、政治运动还是社会运动，都必须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帜才能吸引民众，都必须标榜旨在救国才能得到支持、欢呼。陈伯达本意是借机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哲学”。但马克思主义与爱国主义不但不同，且极为冲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响亮的口号；“工人阶级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表述。至于列宁，更有名言曰：“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在救亡大潮中，陈伯达如果仍然这样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无疑会招致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感，无疑会被广大民众所唾弃，那救亡大潮非但不能成为他们的宣传之助，反而会淹没他们的宣传、涤荡他们的宣传。陈伯达们在救亡大潮中发起“新启蒙运动”，本意就是在“借势”，“借”这救亡大潮之“势”。所以，他们当然会紧紧扣住“爱国主义”做文章，当然会把“抗日救国”作为口头禅。
陈伯达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是“新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文章标题就插上了“国防”的旗帜。陈伯达们还拼命强调“理性”。其实，在救亡图存的紧急关头，人们往往是难得“理性”的，“哲学的国防动员”这样莫明其妙的话都有号召力，就能说明人们的“理性”是怎样的匮乏。但那时候，“国防”、“抗战”、“救亡”、“爱国”一类字眼，以任何方式出现，都能被接受、都能受欢迎。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则把“新启蒙运动”说成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强调：“新启蒙运动是民主主义的思想运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运动。说是民主主义的，就是说：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说是爱国主义的就是说：这种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在目前是为着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说得明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目的，是要宣传、普及“新哲学”。而“新哲学”是宣称“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所以，当陈伯达们反复强调“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时，当他们竭力鼓吹“新启蒙运动”的救亡宗旨时，无疑是言不由衷的。时刻不忘强调“爱国主义”，时刻不忘把“新启蒙运动”与“抗日救国”挂钩，是其时投身“新启蒙运动”的中共理论家的共同策略。艾思奇在《我们目前的文化运动》中，说“新启蒙运动”“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今天的人们或许会问：既然“爱国主义”是这“文化运动”的“直接的主要的内容”，那何不干脆就叫“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充其量在其前面着一“新”字吧，称之为“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岂不更能打动大众？《读书月报》发表的《“新启蒙运动”座谈》，说“为了提醒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起见，当前的文化运动，也不妨叫做国难文化运动”。虽然说“也不妨”，但毕竟没有这样叫。实际上，如果把这场运动直捷明快地叫做“新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无疑更有号召力。陈伯达们之所以没有这样叫，就因为并非“不妨”而是大大“有妨”。这样叫妨碍了什么呢？妨碍了“新哲学”的宣传、普及，妨碍了发起者真实目的的实现。强调“爱国主义”，强调“抗日救亡”是基本策略，但如果连运动的名称都变成“爱国主义文化运动”或“国难文化运动”，那就是在作茧自缚，不利于在这运动中宣传、普及“新哲学”。陈伯达们只是在解释、说明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时，大力强调其“爱国主义”的性质和“救亡图存”的目的。而在具体的工作中，他们要大力宣传、普及“新哲学”，这“新哲学”是不可能总与“爱国”、“救亡”相联系的。这样，他们就在标榜“爱国”和“救亡”的同时，又给这运动冠以“新启蒙”这样一个既动听又具有包容性的名目，自己也就有了充分的闪展腾挪的空间。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们说新启蒙运动是爱国主义运动，只是就它的效果上，就终归的目的上说的。无论一篇科学论文，或是一篇文学作品，只要它是现实的反映，对于我们认识目前的局势有好处，那就可以说是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东西，开口闭口都不离爱国这两个字。我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科学与艺术原来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科学是抽象地反映或表现现实，而艺术却是具体地反映或表现现实。一篇论文，不论是历史、经济、哲学都用分析方法，有条不紊地把世界解剖了，但是一篇创作，不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却用具体的事实来表现这个世界的面貌。然而无论是抽象的或具体的，它们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使人们认识这世界原来是这个样子。＇22＇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渡陈仓”而辩护。
五、“新哲学”踏倒“五四”而高歌猛进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不奇怪，既然本来就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就难免顾此失彼。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征服、俘虏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式，可叫做形“右”实“左”。在解说“爱国主义”问题时，陈伯达等人也必然捉襟见肘。“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从康、梁到“五四”，都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既然“旧启蒙运动”也可归结为“爱国主义”，那“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又“新”在哪里呢？对此，何干之有这样的回答：
也许有人觉得爱国主义不算得是新启蒙运动的特点，因为不论在那（哪）一次的思想运动中，爱国主义都有它的地位。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这是国难所引起的。辛亥革命时代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也是创造者目击中日战争，庚子联军入京等国耻而发出的救亡呼声。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日外交的直接刺激，大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检查一下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然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实在有根本的不同点。张、李、康、梁的目的在改良封建的政治机构，以加强对外的力量。辛亥革命以反满为它的直接目的。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以改革内政为民族解放的依归。可以说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