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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救国会”，大家熟知的是所谓“七君子”之狱，即国民党政府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事。其实此事的直接起因，是“救国会”以发“米票”的方式发动工人罢工。胡子婴（章乃器之妻）在《回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5＇一文中说，1936年11月，上海七家日商纱厂工人在“救国会”策动下实行罢工。11月12日，“救国会”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大会，特意安排一名日商纱厂的女工在大会上发言。“她说：‘阿拉工人被日本人当作猪狗，不当人！我们生活太苦了！我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现在已罢工一个多星期，要求各界人士支援！’……那位女工讲话后，台下群情沸腾，当场有人捐款，并由救国会和男女青年会等团体很快成立了‘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后援会’（实际工作由救国会担任）。救国会成员、太平保险公司经理杨经才，立即印捐款薄，印好后迅速发给大家。所得捐款，由救国会换成米票，通过工人组织发给罢工工人。每张米票可以向米店领米一斗。工人得到米票，生活能维持下去，罢工也就能坚持下来了。”这样，“以此为导火线，引起国民党以‘支持工人罢工，扰乱社会治安，危害民国’为罪名，逮捕了各界救国会群众领袖沈钧儒”等七人。
三
“救国会”以各种手段的“逼”，自然令蒋介石政府焦头烂额、难以应付。他们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向各界人士表达抗日的决心、做出必定抗日的保证。首当其“逼”的，是上海市市长吴铁城。面对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吴铁城唇焦舌敝，但却毫无作用。1935年12月21日，也就是在寒夜中被学生“包围了两天一夜”时，吴铁城在《申报》上发表了《告全市学生书》，其中说：“铁城爱国，未敢后人。惟是历年救国运动，有一无可讳言之弱点，即在以表面误认为实际，以手段误认为目的。以致舍本逐末，妄用心力，成事不足，偾事堪虞，此实历年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之症结。而中国民气之所以外强中干，未能为对外之助，甚至反为少数别怀不良动机之分子所利用者，此实厉阶。”＇16＇1936年6月5日，吴铁城在上海大中学校校长茶话会上讲话时指出：“救国乃是一个军事行动。现在政府在那里苦心孤诣的准备，军事秘密和外交秘密事实上有不能向大家公布的苦衷，我们应该诚心的相信政府服从政府，使他能以全力对外，如果我们不相信政府，使得政府又要分心来‘安内’，这是很不好的。”＇17＇章乃器在《我和救国会》＇18＇一文中，回忆曾与陈诚就蒋介石是否会抗日发生辩论，最后，陈诚“发急了，赌咒发誓地对我说：‘乃器，我们将来总还是要见面的。假如蒋先生终于不抗日，你拿刀来砍我的头好了。”（不但吴铁城、陈诚这些人出面说明蒋介石终必抗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出面，表明抗日决心。1935年12月24日的《申报》，曾登出一则题为《蒋电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的报道，其中说：“复旦大学学生三百余人，自昨午至北站拟乘车晋京请愿，经当局一再劝阻无效，直至今晨零时一刻，仍留车不去，蒋院长得吴市长电报，特由京来电，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嘱代劝慰各学生返校。李校长接电后，即将偕同秘书长金通尹及注册处主任章益，并会同本市党政警当局，持蒋院长电文，面向各生解释，嘱即返校。兹将蒋院长电文录如次：上海北站两路管理局转复旦大学李校长转诸位同学鉴：顷接吴市长电，藉悉诸君爱国表示出自至诚，中正深为感动。君等意见，中正亦可接纳。切盼迅即返校，以释忧念。国难诚极严重，然中正必以爱国青年之心为心，负责匡救，以慰诸君。”＇19＇
吴铁城也好，陈诚也好，蒋介石也好，其实都不可能说服联合起来的大众。大众可以用语言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可以用语言把他们拧成一股绳，但却无法仅用语言解散他们，让他们从大街上、从广场上、从车站上，退回各自的家里。倒海翻江般的群众性“救国运动”，愈演愈烈，直至“逼蒋联共”成功，方消停下来。
现在该说到鲁迅了。面对上海滩上名目繁多的“救国会”，面对上海滩上此起彼伏的游行、集会、请愿、示威，面对上海滩上声高入云的口号、宣言、歌曲，鲁迅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他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在上海期间，鲁迅曾加入“左联”，但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们一直相处不好。后来，干脆与“左联”没什么关系。夏衍回忆道：“自从（瞿）秋白、（冯）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田汉在三四年秋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20＇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与其说是与一种组织的关系，毋宁说是与这组织中一些他所喜爱、欣赏的人的关系。瞿秋白是鲁迅十分喜爱欣赏的，冯雪峰也与鲁迅颇为投机。瞿、冯本来在“左联”中就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这使得鲁迅与他们个人的交往，客观上也就成了与“左联”这个组织的交往。当瞿、冯离开上海后，鲁迅与作为一种组织的“左联”实际上就没有了关系。他尽管还与胡风、萧军等几个人有来往，但由于胡风、萧军等人在“左联”中并不具有全面领导的身份，鲁迅与他们的来往，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关系。
1935年底，周扬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八一宣言》精神的影响下，决定解散“左联”，成立所谓“作家协会”（后改名“中国文艺家协会”）。这个协会于1936年6月7日成立。实际上，也仅仅只开过一个宣告成立的会议，并无实质性工作。因为，其时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都投身到“救国会”的工作中去了。王翰在《“一二·九”运动后上海地下党工作路线的转变》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法：“一九三五年夏，周扬把文委下属各个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一起开会，会上成立了新的文委，大家选周扬当文委书记，重新开展活动。”“文委提出解散文总和各个‘联’，建立更广泛的群众性组织，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当然是正确的。文委筹建救国会是有成绩的。鲁迅对解散左联一事指责周扬，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一则从全局看，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和红军都改名了，那么，为了适应转变，左联等组织改变名称更无可非议了；二则当时党的力量有限，要另配一套干部做救国会工作是不可能的。”王翰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显然认为鲁迅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和工作策略的变化，他似乎忘了鲁迅并不是共产党的一员。“左联”解散后，鲁迅便拒绝参加任何组织。周扬们张罗“作家协会”，也极力想拉鲁迅入伙，但被鲁迅坚决拒绝了。对此，胡风有这样的回忆：
时间记不确切了，王尧山（引按：其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告诉我，有一位党的负责人想和鲁迅见面谈一次话。我不好问是怎样的负责人，要谈什么，只简单地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鲁迅。鲁迅同意了。照约定的晚上，我引鲁迅摸黑上到王尧山夫妇住的三层楼小阁楼，那位负责人已经来了。谈话的内容只记得一点。那位负责人说：“我们有现代武器，何必用原始武器呢？”鲁迅不假思索地说：“要看这现代武器是掌握在什么人手里。”那位负责人当即放低了声音，转到别的话题上去了。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鲁迅独立的创作和思想斗争是原始武器，如果把他的工作归纳到组织领导和组织运用里面，那就成为现代武器了。……谈话这就样结束了。解放初，王尧山夫人赵先告诉我，那位同志也回到了上海，在某单位负责工作，名邓洁。＇21＇
这位代表做鲁迅的“思想工作”、试图说服鲁迅加入新的组织的邓洁，是其时中共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的书记。从鲁迅这时期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可多少知道一点鲁迅对其时上海滩上“救国运动”的看法，也可知因为鲁迅不愿加入上海滩上的新组织，而与新组织闹得颇不愉快。
1935年12月20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游行，包围市长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