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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社会力量大规模地介入出版、发行业，我们采取什么对策，确实关系到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生死存亡问题。这种社会现象必然引发人们对图书出版发行体制的反思，在反思基础上走体制创新，机制重组之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下，在法制规范制约下大踏步地向市场挺进，才是唯一的选择。
因此，新华书店在保持和发扬传统优势和传统特色的同时，绝不能拒绝市场化的改制，这就必须在产品结构上把属于政府计划垄断的中、小学课本从经营机构中剥离出来单独核算，应特别注重把侧重点放在一般图书的市场占有率上。这种剥离是痛苦的，但是是必需的，这是断奶之后走独立自主之路的必由途径。继续靠垄断利润去安享富贵，只能养成懒汉式依赖作风，使新华书店的市场化机制不断萎缩退化，乃至几乎无法独步市场之惊涛风险，陷于困顿和退却之中。
其次，新华书店由于长期依靠计划经济的垄断经营，省级店与市、县店、发货店与销货店产权关系极不明晰。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利润上缴，由省店统一计划分配的格局，而导致发货店与基层店的所有权模糊不清，在事实上就很难使基层店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其法人主体资格是不完全的。在第二轮经济体制改革中，应对各级新华书店的资产进行评估，使基层店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法人主体。省店与市县店不再具备行政的隶属关系和上下级关系，而是以资产为纽带的经济契约关系的联合体，并非行政统属关系的集合体。在此基础上的公司制改革，走集团化道路才是符合党的“十五大”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而不能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再回收人权，只能使基层店带着双重的镣铐去参与市场竞争，在事实上束缚了新华书店的自我发展的步子。这怎么能和夫妻亲友就可能成为法人的集体和个体书店相抗衡，去占领一般的图书市场呢？
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县店统一向省店上缴的利润，再由省店统一下达留利分配指标发展网点，建造门市大楼，其间个别领导人的分配资金的主观随意性极大，往往根据亲疏好恶的“内部人控制”的原则去决定资金的流向。那么，在这次产权评估中，就应当实事求是地将广大基层店职工创造的价值作为资产评估进去，
明确界定产权的界限，不能全部都算成省店的份额，而对几十年来广大基层店创造的利润和价值加以无偿掠夺。这是一种以行政性手段的巧取豪夺和无情的鲸吞。从本质上讲是违背市场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的。
现在，有人提出省店的产业是省政府所属的国有资产，其潜在的意思是产权改革无需进行。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清楚政府还是全民所有制，在事实上任何一个抽象的政府和全民都不可能是事实上的产权所有者，关于’国有企业所有者虚位的问题，是经济学界早已定论的老问题。
这就引发了第三个问题，也即所有者和经营者是怎么在国内经理人才市场尚待形成的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明确职责，政企分开的问题。从上所述，政府和全民只是政治的抽象物，只是一个集合性名词，换言之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事实是无论政府中的成员或新华书店的成员都不可能也无权支配新华书店的资产。书店经理也只是受政府和全体人民委托，对于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的经营者，以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升值。这就是所谓的国有委托代理制。
而这种委托代理制在劳动人事制度、干部制度有待改革的今天，在我国现时代民主和法治都有待完善和健全的今天，无疑是带有很大的个人感情色彩的。在科学的、民主的选择人才的机制制度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操作程序时，国有资产的委托代理人的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主管部门“一把手”的好恶。因而实际上是个人感情支配干部配置，干部的任用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对于个别领导人的效忠。这就是当今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如此严重和由此而衍生出“寻租现象”的恶性循环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过去地主的设租剥削在产权上还是明晰的，那么当今“公仆”的“设租”和“寻租”实际上造成委托代理人在委托代理期间的短期行为，则有可能成为个别人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和掠夺。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事实上导致了某些行政管理部门权力扩大，
企业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或者经费上的自主，或者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利益都必须对企业主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进行收买贿赂。
从行政权力上获得好处的官员，将会牢牢把住行政对经济的干预不放，使事实上的政企不分长期维持下去。像那种既当行政主管厅局长，又当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人是集政企大权于一身，使“设租”
和“寻租”权益在循环往复中猎取最大的个人利益的实际获利者。
这种“内部人控制”的“寻租”和“设租”，再按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层层分解，便成为一个凌驾于社会企业之上的分利集团。由分利集团所翻建的行政性翻牌公司，为鲸吞国有资产选择了最佳组织形式。这也是葬送国有企业的罪魁祸首。垄断利润做为公司效益来分配本身对于社会其他行业就是分配不公，再加上利益按权力大小分配更是不公上的不公。这些在“内部人控制”中获得企业经营权的大小经理们，事实上就有了对国有资产的支配权，他们除了不按经济规律乱投资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外，还可以假公济私，巧立名目地化公为私，又有谁来追究他们的责任呢？因为他们在行政上是管理者、仲裁者，在经营上、财务上是支配人、监管人。这种裁判兼运动员的双重角色使他们事实上处于无人制约的境地。在某些人眼中，公司制的集团化只是一种为自己谋利的幌子，幌子当然要漂亮还要高贵。这就要多贴行政标志。无论如何在我们这个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威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权威被借用来为事实上的倒退壮胆，也就能够起到“夜过坟场吹小曲”
的功效。
其四，上述种种现象导致了事实上的“市场失败”。上级有关部门提出搞发行集团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地方分割、行政封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然而，一些集团的组建者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继续封锁市场，搞区域性行政分割，仅局限于区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使全国的新华书店陷于互相分割，相互封锁。有的还巧立名目地搞什么南大门、北大门，使原本应当非常活跃，始终都是流动着的市场要素在紧闭的大门中窒息。而使新华书店的生命力在省与省的生死较量中拼搏，而不是在统一开放的大市场中靠契约来调节关系，在平等的起跑线上开展优胜劣汰，其结果只能将统一、开放的大市场在事实上成为“二渠道”合法和非法书商竞争角逐的市场。我们的新华书店在封闭、分割中窒息了生命力，“二渠道”合法或不法书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最终自然因为生产内涵的扩大，由自发的集团化倾向而成为集团的真正组建者。待到行政的约束一旦撤除，他们将起而代替新华书店成为图书发行龙头老大。这样的前景应是热衷于搞行政性翻牌公司的厅局长兼总经理、董事长们所不愿看到的。他们只能是年年陶醉于虚假的利润增长率上，殊不知刨除了课本及教辅读物带来的垄断性利润，加上大大高于利润额的库存，排除涨价等因素，新华书店的“泡沫经济”
和“空壳经济”现象存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了。
其五，这种集团的产生是靠行政手段将基层新华书店从基层主管部门强行剥离出来的，在基层店发展过程中曾在政策和其它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基层主管部门将因为利益的丧失而引发剧烈的反弹。这种反弹的结果是，利用本身行政主管的优势将自己的企业纳入图书发行业，成为，“二渠道”中强有力的一员。他们利用对图书报刊市场的主管优势，完全可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作法，无视新闻出版图书主管部门的权威，而不按照规定开拓新的图书市场，形成与新华书店分割图书市场的一支劲旅。
因为在基层管理部门看来，既然省级主管部门可以无视基层主管部门权益，靠行政手段强行剥离基层店，那么他们也完全可以无视上级行业行政主管的权威而依靠基层行政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