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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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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城破之日,逃到无锡浒墅关的和春,悔恨交集,吞鸦片自杀。其时何桂清已到苏州,徐有壬闭城不纳,下令凡总督的随后,一个人不许进苏州。同时上疏严劾何桂清弃城丧师,纵兵殃民。何桂清无奈,由苏州到常熟,当地绅士递了一个公禀,说“常熟小邑,不足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召寇”。何桂清表示亲兵缺饷,当地百姓送了1000两银子的饷,200两银子的程仪,何桂清住了3天,以借洋兵为名,逃到上海。

***太平军既下常州,第4天进攻无锡,张玉良倒是狠打了一阵,无奈众寡不敌,太平军别遣一军绕出九龙山之西,由间道攻无锡,只守得一日,即已沦陷。张玉良收集残部,奔向苏州,自请助守,徐有壬不放他进城,指定他屯兵葑门外。

其时东来的溃卒,一批一批地烧抢,城外富庶之区,成了一片瓦砾,苏州人恨极了官兵,竟发现了反动的标语,张玉良见此形势,一无可恋,连夜拔营遁走。

其时苏州城内,已有两名太平军的间谍埋伏着,一个叫李文柄,广东人,原跟小刀会刘丽川在上海起事,上海克复,投降官军,以后改了名字,捐官候补道,分发苏州,走门路做了带兵官。另一个叫何信义,也是广东人,候补知府,带过抚标中军。这两个人等李秀成的军队一到,开城出降,正好遇上徐有壬带兵在巡逻,于是短兵相接,展开巷战,徐有壬不屈被害。李秀成只派了270多人进城,就占领了苏州。

太平军的东征,初步至此告一段落。此一役也,清军降的有五六万,所获金银财宝、大炮洋枪无计其数,到了四月下旬,继续东进,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相继易主,东南膏腴之地,尽入太平军掌握,于是决定第二阶段的计划,进攻上海。

在上海的两江大员有总督何桂清及由藩司坐升的江苏巡抚薛焕。何桂清这时已上了奏折,说“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支持。”文宗接奏震怒,亲笔批示:“平时侈谈彼短,一旦决裂,不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

所谓“侈谈彼短”者,指他在江苏学政任内,一再上书论兵,对他的同年江苏巡抚许乃钊,多所指责而言。许乃钊虽不知兵,但先练“抚勇”攻小刀会刘丽川,次则在和春大营,身临前线,进退与共,而何桂清拥兵自卫,置精锐于无用之地,以致江南大营因势孤而陷,已不可恕,及至太平军自东而至,丹阳未失,镇江屹然,常州则兵粮俱足,民气可用,居然望影先逃,并且在老绅跪香攀辕时,命亲兵以洋枪轰击,杀无辜19人之多,真所谓丧心病狂,衡诸国法、天理、人情,都非杀不可。

然而京内消息隔膜,江南人“都曰可杀”,京朝大老,却颇有人为何桂清缓颊。先是当江南大营一破,文宗忧虑苏常不保,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还说:“何桂清驻常州,筹划精详,又有张国梁、张玉良一批骁将,文武协力,战守有余,苏常必保无虞。”不数日败讯到京,文宗痛责彭蕴章无知人之明,因而解除军机大臣的职务。同时,何桂清被革职查办,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

当时湘军还未入江苏地界,江苏的最高地方长官是薛焕,他是何桂清所提拔的人,自然向着何桂清,其次是浙江巡抚王有龄,也要救何桂清,所以多方庇护,一再联衔上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愆”,文宗不许。于是又说他在上海激励团练,运动内应,设法光复苏州,请求等到苏州克复,再赴京伏罪,文宗又不许。以后英法联军内犯,文宗出奔,接着发生辛酉政变,肃顺被诛,恭亲王掌国,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由于这一连串的大事,拿问何桂清一案,便拖了下来,容他在上海苟且偷生了两年。

同治元年四月,朝中大局已定,于是何桂清不能不就逮,解到京城下刑部大狱,主审的秋审处四总办中,有一个是直隶司的郎中,名叫余倬光,正好是常州人,冤家遇着对头,何桂清就没有活路了。依照大清律,“封疆大吏失守城池”应得的罪是“斩监候”,但秋后处斩,须先经御笔“勾决”,这就有了一丝生机,到时候可以设法为他乞恩缓决。所以余光倬加上一条罪名,说他“击杀执香跪留父老19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因而拟了“斩立决”,余光倬必杀何桂清,虽有私憾,但论法则亦实无活理。当时的刑部尚书是云南昆明人赵光,他是嘉庆二十五年的进士,这一榜是名榜,出了个连中三元的广西人陈继昌,榜眼叫许乃普,就是许乃钊的胞兄,以此渊源,赵光对何桂清如何制和春、张国梁的肘,如何失陷苏常、如何纵兵殃民,十分清楚,所以传说在何案定谳覆奏的折子中,赵光有这样的警句:“不杀何桂清,何以谢江南百万生灵?”赵光为人庸愚,但这句话却是义正辞严的公论。

慈禧太后当时垂帘未几,处事以君臣“同治”为宗旨,对于刑部定拟的罪名,不肯轻作裁决,降旨命大学士六部九卿科詹科道会议,这就是明朝的“廷议”,是件很郑重的事。会议结果,如刑部所议,而慈禧太后还不忍轻杀大臣,另有一道懿旨。

懿旨上这样说:“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这意味着,“上头”预备网开一线,所以跟何桂清有交情的、受了运动的,或者间接有关系可能受株连的,本以为何桂清罪无可逭,救亦无用,而在廷议中默无一言者,此时纷纷上疏论救,总计有17人之多。

一马当先的是大学士管部的祁隽藻,他的行辈甚高,在当时已列入耆宿之列,山西寿阳人,所以多称他为“寿阳相国”。此人还存着清初贰臣的观念,当曾国藩办团练,出师有功时,他居然以为汉人一呼而集万千众,非朝廷之福。此时上疏救何桂清,首先就引用嘉庆的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认为余光倬所拟,不合祖制。此外如工部尚书万青藜、御史高延祜,都是声名不佳的人物,而薛焕感恩知遇,又以重金替何桂清在京里走门路,所以初夏被逮,到深秋还拖在那里。

慈禧太后为了笼络大臣,倒不一定想杀何桂清,但正人君子饶不过他。首先是最早参劾何桂清的御史卞宝第,抗章驳祁隽藻。原疏抬出仁宗睿皇帝的圣谕,这顶帽子太大,本难指驳,而卞宝第驳得十分痛快,他说仁宗上谕,只就承平时期寻常罪名而言。轻轻一语,就把他那顶大帽子卸掉,然后又说:道光年间浙江提督余步云失定海,咸丰年间湖北巡抚青拕失武昌,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其时祁隽藻当军机大臣,没有听见他说什么话,“何独于何桂清护惜若此?”这个奏折一发抄,时论大快。

不过,何桂清生死之机,最后决于一个人,就是曾国藩。

当时京卿中有个李棠阶,河南人,跟倭仁、曾国藩都是当年做京官时讲理学的朋友,慈安太后听文宗生前提到过这个人,所以特旨内召,任用为太常寺正卿,当浮议嚣张时,李棠阶上一个密折,说是:“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这是撇开刑律及何桂清个人的祸福,以大局军务为着眼点,东南军事在着着进展之时,自然不能做出打击士气的事情来,所以,连慈禧太后看了这个奏折以后,态度也迅速地转变了。

何桂清这一案的关键,本在他为何由常州脱逃?如果这一点能有所辩解,则可以不死,所以刑部审问时,他提出一份薛焕等人所具的公禀,请他退到苏州,以保饷源重地,证明他本心并不打算弃地。事过境迁,当时是否有必要退至苏州?是非无从判断,同时这张公禀,究竟真的出于当时,还是事后补具,以为卸责的余地,亦无从查究,因而朝廷特意降旨,命现任两江总督曾国藩查核具奏。

曾国藩身在两江,疮痍遍地,目击心伤,而且他带着兵负破敌的全责,亦不能不为士气着想,因此,一向不大肯说题外之话的他,覆奏措词,如老吏断狱,犀利无比。

曾国藩的覆奏是这样说:“督抚权尊,由来已久,司道以下,承迎风旨,不敢违拒,若此类者,无庸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当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

这几句话精警绝伦,无人可驳。而在曾国藩覆奏未到以前,救何桂清的祁隽藻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已搞出一丝生机,至此又复断送。

祁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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