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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中，亦有人认为，张佩纶是一种大狡猾，是想把那份“忠直”打造成一面特别结实的金字招牌，一旦成了，就像武林高手练就某项独门绝技一般，再也没有谁能将他撼动。
这当然是有可能的，靠名声混官混饭，在明清两朝也甚是流行。张佩纶是清流中人，还是中坚力量，“社会良心”的名声出去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正义；反之，援助他们，则是表现正义的最佳方式。一个道德人士纵然一时落魄，一旦改朝换代，新主人为显示对于道德的重视，也会将被贬之人重新启用，眼下受苦便可视为一份收益长久的投资；二来就是在当时，也会有民间的道德爱好者给予赞助，比如当时有位因骂慈禧而扬名的安维峻，这边刚被革职发配，那边资助者就纷至沓来，其中竟有大名鼎鼎的大刀王五。
因此，做清流，未必就是一桩不划算的买卖。
2。李鸿章喜欢什么样的人
既有清流，就有“浊流”，虽然清流自认为二者的分野在于道德多寡，但浊流也许认为，干实事就没法把自己摘干净，在他们眼中，清流似乎更会撇清。
李鸿章对于那些年轻的言官颇不以为然，曾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
他这段话与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吉尔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涉及爱国主义问题时，人们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而且是不负责的，他们在处理自己的私人事务时绝不会如此。
把两人的说法汇总一下，可以这样总结，那些激进少年，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公共事务”，既不理性又不负责，而这种态度的本质，是为有利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藉此以出露头角”。
李鸿章对那些指手画脚的人的反感，由此可见。但是，他喜欢张佩纶。
李鸿章为啥喜欢张佩纶？说法有很多种，有人认为李鸿章也存了点儿利用之心，试图通过他，架立起与清流之间的桥梁；也有人说是李鸿章念旧情，当年在安徽打太平军时，他跟张佩纶老爸张印塘共过事；也有的说，他就是爱才，张佩纶的才华打动了他。
这些原因可能都有，但在当时，符合以上条件的，未必找不出第二个，可是，还有谁，让李鸿章有这么‘w…r…w…h…u。c…o…m‘一份不加掩饰的厚爱与激赏呢？
当年张佩纶母亲去世，循例丁忧，李鸿章特地写信给他安排差事，后来张为庶母迁葬，李鸿章一出手就赞助纹银千两，《红楼梦》里，二十两银子够一个庄户人家过一年，算算这些银子，够过小半生了。李鸿章不但在经济上帮助他，还在精神上关心他，两人书信来往不断，实在是热络得紧。
李鸿章对张佩纶不错，张佩纶作为清流，好像也不拒绝和这位浊流大佬搅和一下。据说他搏击满朝，唯独对李鸿章手下留情，后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张佩纶，也没有那么简单。
但我还是觉得很简单，他们超越各自门派，互相欣赏不可以吗？
他俩的个性差别很大，张佩纶是个过程主义者，李鸿章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目的主义者，只为结果负责，这两种追求看上去水火不容，但他们却有相似的一点，那就是，不管站在哪个门派下，他们都不失为一个实在人。有许多对峙，原本可以不那么剑拔弩张的，只是因为没有耐心听对方讲话，不能相信对方的诚意，怀疑那些俨然的大道理背后，藏着不可告人的想法，每一个字句的意义，都是垃圾。
看张佩纶和李鸿章交往始末，会发现他们都对对方够实在，张佩纶曾在信中对李鸿章说，做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下定决心“清到底”是其一，另外，他不把这种“清”拔高为自己的道德修养，而是实话实说，就是个“门面”，这种诚实，也应该为老江湖李鸿章所欣赏。
李鸿章更是实在得出了名，朝廷派他办洋务，曾国藩问及思路，他得意扬扬地回答，无他，打痞腔耳。曾国藩是个正经人，完全无法理解“打痞腔”三字的精髓，当下大不以为然。其实，他完全可以换成另一套语，虽然我一时替他想不出来，但在咱们的文化中，能把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事，说得冠冕堂皇的语码还少吗？不要忘了，人家李鸿章也是“少年科第”啊！
我想，李鸿章长期以来，坚持这么放肆地胡说八道，应该是因为，他享受到了那种说真话的快感。是的，说真话真的是有快感的，就像拿一把锋利的小刀，唰地割开臃肿的包装，把真相唰地抽出来。
但是在一个谎话套话丛生的世界里，这个爱好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时人荣禄就说他“甘为小人”，不过比“伪君子”翁同龢要略好一点儿。同是实在人，张佩纶的真实是严肃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不那么严肃的，张佩纶的真实是一板一眼的，李鸿章的真实是信马由缰的，张佩纶的真实，是缜密思索的结果，李鸿章的真实，更多地来自现实操作中的灵感，他二位的真实是如此不同，但是，没关系，是真的就好。
是不是张式的真实，加上李式的真实，成就了张爱玲的真实？曾有人问我为什么如此喜欢张爱玲，当时答不上来，她的思想不能算最深刻，文笔固然好，但我有时也嫌她堆砌累赘，后来才想到，我喜欢张爱玲，是因为她实在。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一点儿也不装，不跟别人装，也不跟自己装，她是那样孜孜于逼近自己的内心。
扯远了，还说李鸿章和张佩纶，有了诚意的前提，对方身上呈现出来的闪光点，就变得真切可感了。张佩纶的锐利、孤介、耿直，尤其纯粹，那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品性，对于混沌圆通善于周旋妥协的李鸿章，未必没有一种吸引力。李鸿章也不是天生就是一个“浊流”，也曾有过翰林高第的风光和文臣治世的理想，一步步走到今天，当然因为他更成熟更理性更务实了，可是，理想主义时代，就像一个擦肩而过的情人，不管是不是适合自己，想起来总有一些惆怅与苦涩。
而张佩纶的智商，也让他能看到李鸿章的过人之处，1879年，他和张之洞煮酒论英雄，推陶澍为道光以来的最优质偶像，大伙儿都在学习他，但都只能学到局部，李鸿章“学其大而举措未公”。虽然张佩纶觉得李鸿章办事不够公道，但能学到几十年来最为优秀的人物之“大”，仍可算高度评价，张佩纶不是那种非此即彼的道德狂人。在清流浊流两方面，张佩纶如鱼得水，看上去前途大好，直到，有一天，慈禧突降懿旨，张佩纶和另外两位清流系老兄，被派往各地办理海疆事务，张佩纶分到的地盘是福建。
出发前，他特地去天津拜访了李鸿章，李鸿章一眼看出，清朝水师羸弱，法军虎视眈眈，又有各方面掣肘，而张佩纶固然有才，一支利笔却当不得千军万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隐藏已久的军事天才。
李鸿章认定，这次将张佩纶派往福建，是上面嫌他话多，但“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磨练英雄”四字，应该不是指望张佩纶打赢这场仗。他从来没有设想过这场战争能赢，在一切结束之后，李鸿章说，所谓“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他心中的“磨练”二字，应该就是“浮湛”之道，在复杂的境遇中，如何虚与委蛇，自我保全。
张佩纶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打算到那儿先了解一下情况，奏明朝廷，如果能被很快召回，那当然非常好，如果不召，就“设辞乞病”。他想得很周全，却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日后他的孙女张爱玲的一句名言：人，是做不了自己的主的。
一到福建，张佩纶的想法全变了，不但没有装病开小差，反倒驻进了战争最前沿—马尾船政局，殚精竭虑，细细谋划。难道，亲临前线之后，他发现了生机所在，掌握了制胜秘诀，从而变得信心满满？应该不是，直到最后，我们也没看出他掏出什么秘密武器，而且，在战争过程中，他给侄子张人骏写信，满纸的苍凉喟叹，对于打赢这场战争没有一点儿信心。
为什么要做这件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之事？还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当张佩纶来到福建海疆，发现他的同僚皆是窝囊软弱靠不住之辈，他就丢掉了预先准备的那所有退路，假如他退，谁来顶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