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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给她带来过一箱子的钱，现钞，是他办报的经费，还对她说，在经济上让我来照顾你。
之后他又多次带给她钱，对她说，你这里也可以有一笔钱。张爱玲收下来，她说，她要还给她妈妈。
张爱玲说过，要是爱一个人爱到跟他要零花钱的程度，那真是很严格的检验。同理，要是恨一个人恨到要把他给自己的每一分钱都结清的地步，那也是很刻骨铭心的怨恨。张爱玲因为各种积怨，一直打定主意要将母亲在自己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还掉。在她的“仙女”年代，胡兰成欣赏她这种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式的决绝。
但当他陷入窘境时，怕是就没有那么赞同了。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帮助他，青芸、斯君，都在为他奔波打点，唯有张爱玲，虽然也不辞辛劳地去看他，却在金钱上，不透一丝口风。
我不知道胡兰成怎么想的，也许他并没怎么想，所有的压力都来自张爱玲自身，反正在张爱玲交出这二两金子之前，只要他一沉默，或者脸色一暗，她都会想到他是怨恨她不拿出钱来，她倔强地想，不管，反正我要还给我妈。
但是她没有还成，她妈哭着拒绝了。这个诀别的早晨，她把二两金子还给了胡兰成，这同样是个交割，她已经不再爱他，就不可以在他面前耍赖与倔强，收着他给的钱。金钱真是检验感情的唯一标准啊。
胡兰成依旧给她写信，对她说“我永远爱你”，他以为这是巨大的安抚，以为她怕自己将她抛弃。她将刚拿到的剧本的版税寄给他，做进一步的交割。就这么过了半年，1947年5月，胡兰成凭着一手出神入化的马屁功夫，赢得了当地一位士绅的欢心，帮他推荐就业，介绍朋友。眼看着在温州城已经能够立住脚，他又远远地搭上了文化界大腕梁漱溟，再度出山也有了机缘。胡兰成心里高兴，写信去告诉张爱玲，没想到，就是这封信，引出张爱玲与之分手的决断。
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录下那封信：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小团圆》里，这封信没有这么简单，盛九莉在信里写：“我并不是为了你那些女人，而是因为跟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幸福。”她本来还想写上“没有她们也会有别人，我不能与半个人类为敌”，又觉得这句话像气话，反而不够认真。
她把这封信拿给桑弧看，不愿意让桑弧认为她是因为吃醋才和胡兰成分开。这种表白笨拙可笑，但正是这种可笑的地方，才像爱情。相形之下，她写给胡兰成的那些如云似锦的情话，都像是一场翘袖折腰的表演，观众是她心中的自己，那个自己，要求自己在最好的年华里，责无旁贷地爱一场。
信还没寄到，她先收到他的信，“像是收到死了的人的信，心里非常难受”。
那封信终于到了胡兰成手中，他说，他看到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声响亮，但心思却很静。看完这封信，也不觉得不对，反而觉得她的清坚决绝真的是非常好，她不能忍受自己落到雾数。他不禁又要欢喜夸赞了。
是啊，这样的一封信，才是仙女本色，那个仙女置之死地而后生了，胡兰成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原来，这个仙女是真的，他真的跟一个仙女恋爱过。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分手不分手，倒是无关紧要，反正他本来也不缺女人，尤其不缺一个相貌平常笨手笨脚的女人。
他说，爱玲是我的不是我的，也都一样，有她在世上就好，我仍然端然写我文章。
他当时是没怎么样，按照她的吩咐，不去寻她，也没有回信，只是给炎樱写了封花里胡哨的信，“但为敷衍世情，不欲自异于众”。《小团圆》里应该是原信实录：“她是以她的全生命来爱我的，但是她现在叫我永远不要再写信给她了。”比比（《小团圆》里炎樱的名字）一脸为难：“这叫我怎么样？”是啊，兰成君，你怎么就有本事永远让人脸上替你挂不住呢？而他这封信也像是对张爱玲的一种安抚，缓兵之计，《小团圆》里说，邵之雍很快就离开了那小城，盛九莉怀疑他担心自己去告密。她从鼻子里冷笑一声。
胡兰成确实是在那会儿搬离了范家，去温州中学教书，不见得就是担心她去告密，张爱玲把他想得这么阴暗，确实是恩断义绝的节奏。
1949年张爱玲写的电影《太太万岁》公映，胡兰成利用职务之便，与全校师生包下一场去看，同事们都说好，他心里还不足，“迎合各人的程度，向这个向那个解释，他们赞好不算，还必要他们敬服”。
可以想象他脸上那憋不住的得意，虽然不能让他们知道底细，连起疑也不可以，可是，若一点儿异样的感觉也没有，岂不令他怃然？
胡兰成的虚荣心，真的很强大。他在温州认识了一些人模狗样的人，带着范秀美去拜访，人家摆了宴席招待他，他就觉得这面子是自己结交来的，非常得意，还为范秀美设身处地地想，嫁了他这么一个丈夫，她也真有面子。在张爱玲已经从他的天空上划过去之后，他还要拿她给自己撑台面，也就不足为奇了，对他有所认知的张爱玲若是知晓，想来也不会介意。
14。张爱玲的剩余价值
等到两人先后离开大陆，胡兰成不用对自己的身份讳莫如深时，他惊喜地发现，除了让虚荣心暗爽一下，张爱玲还有其他价值。
张爱玲的研究者司马新提到：1953年，已经取道香港来到日本的胡兰成得知张爱玲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短工翻译，误以为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同一机构，就写信致张，求她介绍自己到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吓得她将来信原封退还。
《今生今世》里没有这一段，司马新说是听张爱玲的好友宋淇说的，估计胡兰成自己也觉得丢人，他在扬长避短上是很有一套的，前面在应英娣的来历和“妾室”身份上的含糊其词就是一例。
很多人为胡兰成辩解，说汉奸也罢，负心也罢，起码他坦白。可问题是，到底什么叫作坦白？像胡兰成这样，避重就轻地复述一下过程，色厉内荏地强词夺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离经叛道但自有一套严密逻辑的人，就叫作坦白了？不，我觉得坦白是与自己的内心赤诚相对，像打量他人那样打量自己，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直至，终于接近于内心的本质，人性的弱点，欲念的源起。
看胡兰成的大作，可以忍耐他满纸半文半白的“亦”和“连”以及自以为别有深味的浙江乡下方言，甚至可以忍耐一得意就忘形，一得志就小人相的轻骨头，唯独感到难以忍耐的，是他总是试图欺瞒，诗词歌赋齐上阵，说禅论道做大旗，掩盖他的利己本质。最后，他成功了，他通过一部裁剪得当浓淡相宜的“情感历程”，掩盖了一个草根男的野心与戾气，把自己打扮成了气定神闲优越感十足的风流教主，这，能叫坦白吗？
1955年，胡兰成的日本好友池田笃纪去香港，胡托他去看张爱玲，这一次，倒不见得有什么用心，他可能是闲得慌，一点点无聊外加一点儿好奇心，池田没有见到张爱玲，胡兰成猜张爱玲也不愿意见，本来就多余嘛。咦，那你胡兰成干吗还多这个事？
胡兰成做什么我都不感到稀奇，但奇怪的是，1957年年底或1958年年初，张爱玲竟然经池田转了一张明信片过来，没有上下款，写道：
手边如有《战难和亦不易》、《文明的传统》等书（《山河岁月》除外），能否暂借数月作参考？请寄（底下是英文，她在美国的地址与姓名）。
说起来张爱玲很没必要招惹胡兰成，难道不知道他容易牵动绮念？究其原因，在于此刻的张爱玲已经嫁给赖雅，以为她跟胡兰成是桥归桥路归路了，便是牵动一些感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给予自己的终极定位是：我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这个写小说的人当时处境不佳，英文写作没有得到美国市场认同，急于凭借一部力作翻盘。1961年，她来到台湾，为以张学良为主人公原型的作品《少帅》搜集资料，很有可能在1957年年底乃至更早，她就在酝酿这部作品了，给胡兰成写这个明信片，真的不是旧情复燃的幌子，而是创作小说的前期准备工作之一。
胡兰成的想法却很多，先是不敢相信，然后给他当时的老婆佘爱珍看，佘爱珍先是一呆，随即替他欢喜，还催他回信。
这位佘爱珍也真大方，难不成是一位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