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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需求，同时又对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拥有权力；组织成员也一心一意地融和在这种情谊之中。这样看来，所谓“亲如一家”
，在日本企业里不仅具有比喻上的意义，而且具有实际上的意义。“尽管人们总是说，家的传统建制已经消亡，但家的观念却仍然索回在现今的社会
①中根千枝：《日本社会》，许真、宋峻岭译，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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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 公司就是一个家庭，雇主是家长，雇员都是家庭的成员。 而且这个大‘家庭’保护雇员的个人家庭，使他完全彻底地致力于公司的事务“
①。由于日本企业组织这种家族主义的特点，就发展出诸如“终身雇佣制”
、“年资序列工资制”
、“企业内工会”乃至“集体决策”这些制度，形成日本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
（四）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
儒家主张“和为贵”
②，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③，十分强调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亲密性、和谐性。 这种“和为贵”的精神，同日本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大和”精神相结合，就形成了日本企业组织内部“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按照西方社会的进程，工业化时期人际关系的疏离乃至对抗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日本在工业化时期的人际关系就并非如此。 与西方企业推行“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日本企业推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 西方人把企业看作是“利益社会”
，日本人则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
；西方企业把人际关系契约化，日本企业则使人际关系微妙化；西方企业把工作外的私人关系当成“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日本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系看作“美妙的婚姻”而
①中根千枝：《日本社会》，第８页。②《论语。 学而》③《孟子。 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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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日本企业除此之外也鼓励人们的相互合作和支持；西方企业存在着威严的上下级关系，日本企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却类似某种“前辈”与“后辈”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总之，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竞争取向不同，日本企业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家族主义、以和为贵的基础之上的。这种“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给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比如，被誉为日本企业管理三大支柱之一的“企业内工会”
，就反映了“和”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日本的工会不是以行业工会而是以企业工会的方式组织的，其规模非常小，只限于一个企业的内部，与上下左右都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这种独特的组织方式，旨在协调企业内部劳资双方的关系，避免通过对抗和冲突方式解决劳资纠纷，以免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这种表面上很“温顺”的工会，实际上起到了“缓冲器”的作用，在日本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工潮”
，实在有企业内工会的一份“功劳”。
（五）道德导向的领导方式
儒家主张“为政以德”
①，强调领导者应该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自己的模范带头行为来实施领导。 日本的企业家对此身体力行，卓有成效。如上文所述，日本现代企业管理的先驱涩泽荣一曾经提
①《论语。 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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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士魂商才”的原则。 而据介绍，日本企业界人士在经营之余，研修经营道德，而奉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诗》、《书》、《易》、《礼》、《春秋》）
为教科书者，最早可追溯至１７２４年大阪企业界人士所设立的“怀德堂”。该学堂的第一代主持人三宅石庵为一精通阳明学之学者，讲课特色则旁及陆象山、朱子各家学说，但重点不在阐扬，而在针对当时企业经营所需要的教养，探求儒家经典活用于现实生活之道，以提高企业经营的境界。以个别企业而言，把儒家先贤名言奉为圭臬者则比比皆是。 著名的丰田集团祖孙三代领导人的座右铭就是一例。 第一代丰田佐吉的座右铭是“天、地、人”
，取自《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以此为指导，奠定了丰田家族企业的根基——丰田纺织公司。 第二代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的基础上加进了“知、仁”二字，取自《中庸》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
，以此为指导，开创了丰田的汽车王国。 第三代丰田章一郎在“天、地、人、知、仁”的基础上再加进一个“勇”字，同样取自《中庸》的“知耻近乎勇”
，以此为指导，努力开拓丰田事业的新局面。“天、地、人、知、仁、勇”
，这一浸透着儒家思想精华的“座右铭”
，成为丰田家族企业三代领导人道德修养和经营管理活动的内在依据。日本企业家如此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其目的是为了感化、影响和带动被领导者，以取得上行下效的管理效果。 如松下幸之助就主张：“领导者必须以各种方法把自己所崇信的真理告诉别人，同时更应该以身作则。 当然，有时也难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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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理想过高而不能做到，但至少应有以身作则的气魄，奋力去追寻目标的实现，否则，绝不可能受到别人的敬爱和服从。“
①据说松下公司的电话礼节非常好，其原因就在于该公司的员工长期受到松下本人打电话方式的熏陶，耳闻目染而形成的。管理者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 为此，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就应该充分注意自己的个人修养，以身作则。在这方面，日本企业家可以说深得儒家“为政以德”
、“正己正人”思想的真谛。
二、儒学在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１９６５年以后的事。而儒学在新加坡的传播，则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初。 当时，华人从中国的福建、广东等省移民南来，马六甲等邻近地区的华人居民也不断迁入，他们的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便充满着浓厚的儒家精神和色彩。 后来，通过华文学校、华文报纸、文化会社等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倡导，儒家思想在新加坡植根发展，一直在占总人口７６％的华人社会兴盛流传。但是，国家管理当局对于儒家思想的积极提倡，却是在新加坡实现工业化以后的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 当时的社会
①《松下幸之助经营管理全集》第１３卷，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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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正如新加坡社会学家郭振羽先生所分析的：“７０年代后期的新加坡社会，一方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已经有了足以自傲的成就，已经达到了‘庶之富之’的国家建设目标；另一方面，都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威胁到社会组织的健全。若干社会问题的萌现，激起政治领袖和有心人士的反省和关怀，乃有道德危机意识的产生。这不仅是某些个人孤立的感觉，而是一种（潜在的）群体的意识，在适当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政治领导人士的引导之下——便成为推动社会运动的力量。”
①
据概括，当时，新加坡的当政者关于道德危机的谈话，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的“逻辑”
：首先，新加坡为了谋求社会和经济发展，不能不依赖西方科技。 而既然要引入西方科技，便得面对西方（腐化与颓废的）价值观和风尚的入侵。 新的社会问题——如犯罪、嗜毒、色情、嬉皮、离婚、堕胎等等——乃随之而生，且日趋严重，造成道德危机。根据新加坡当政者的看法，当前的道德危机，反映了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失落，使得现代新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即是没有文化的人。 这个道德危机，是因为认同危机所造成的。 换句话说，如果保留东方的优秀价值观，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败坏）
文明的侵蚀。
①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条件》，载《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１９８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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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根本问题，也是造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