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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３中国哲学初步
的，且民德在民智之先。 其“新民说”实即道德——政治启蒙理论。１９０１年底至１９０３年，也即与“新民说”系列文章发表的同时，梁启超作了各色各样的“秦西学案”
、《霍布士学案》、《斯尼挪莎学案》、《卢梭学案》、《天演论初祖达尔文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等。 还有西方名人传略：《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 这些题材比严复更多地突出了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 它与“新民说”是互为表里的。梁启超突出的新道德观念有公德与自由两大问题。 公德相对于私德而言，“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
，两者系依道德的不同社会功能而区分的。“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巨，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即人群）伦理，曰国家伦理。 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
①梁认为，英法美等国的近代自由制度，正是据以利群为精神的公德观念确立的，而中国传统最缺乏的也正是公德观念。“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
①梁启超：《新民说。 论公德》，《梁启超选集》第２１３—２１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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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出焉矣！“
①
《新民说》中的《论自由》，把自由作为奴隶意识的对立物加以肯定，强调“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他把自由分为政治、宗教、民族与经济四类，把欧美近代史看作因争自由而致改革进步的历史。 梁氏还特别注意自由与法律的关系，指出有立法保障、同时也能守法的自由才是真自由，从而把自由同公德精神联系起来，以纠正任何个人借自由侵犯他人与社会利益之病。 针对中国传统，要真正发扬自由精神就得破除诸种奴隶意识，它包括为古人、世俗、境遇以及个人情欲之奴隶四种。 自由精神是梁氏所期望的新民须具备的根本道德精神。在讲卢梭与康德时，梁启超也依自己对自由的理解来发挥，但由于两文写作时间不同，前者写于１９０１年底，正是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趋激进期，而后者写于１９０３年至１９０４年，思想趋于保守，故前者着重的是自由的权利意识，后者着重的则是义务意识。 他对西方道德的理解归根结底系指向政治问题。 王国维曾尖刻地批评说，法国自然主义在中国虽引起“学海波涛”
，“然附和此说者，非出于知识而出于情意，……
聊借其枝叶之语以图遂其政治上之目的耳“。
而其时许多“杂志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 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如《新民丛报》中之汗德（即
①同上，第２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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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引者）哲学，其纰缪十且八九也“
①。撇开王氏个人立场不论，他指严复重科学而梁启超为政治是一语中的的。 如果以严、梁二氏为起点看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大致可归为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思潮。 前者是强调科学、逻辑、经验、效用；后者着重人生、道德、情意、理想。 广义的实证主义思潮包括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进化论也属其中；浪漫主义则包括浪漫派、自然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 不能说，两大思潮内部流派间没有分歧之处，而是对于当年思想界而言，关注的多是大思潮的一般特征而非枝节性的差别。 两大思潮在中国流行有它现实的社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它迎合了当时的中国人改善物质环境及重构社会理想的需要。 因此，西学东渐，既是新文化战胜旧文化的决定力量，也为新文化的转换提供了新的参照系统。
四、王国维：纯哲学的立场及其矛盾
以文史名家的王国维，在世纪之交曾对西方哲学下过一番苦功。 其造诣之高并不为同时代人所闻，但后来传开之哲学文字，却足见其思考之深邃及思想之敏锐。 借王国维可以探测其时西潮之深度。从对严、梁等人的批评可知，王国维有他的立场。 不满足于严复，是因为严复虽然引介了他学得最好的西学，但他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５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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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心志是科学；讥讽康、梁等人，是他们假学术为政治之工具，无学术之真诚。 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不同程度上带着功利的心态对待学问，即以学术为工具而非目的。 而在王氏看来，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毛病之一：
“披我国之哲学史，凡哲学家无不欲兼为政治家者，斯可异已。 ……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 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耳。 至于周秦、两宋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且然，况于美学、名学、知识论之冷淡不及之问题哉。”
①
“西洋人之持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故言之多自然之理。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
②
严复那种“科学”精神之所以也不为王国维所欣赏，就是因其经验主义也具太实用的嫌疑。 正是政治的、道德的或实用的心态，使得传统不能发展出纯粹的哲学，同时也就不能有其他纯正的学术与文艺。 而在西学东渐、正当扭转此积习之转机时，王氏又感叹：“况近年之留学界，或抱政治之野
①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静安文集》第１０２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②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安文集》第９８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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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或怀实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干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哉？“
①
王国维追求一种与传统大异其趣的纯哲学的立场。 对这种纯哲学的要求就是“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
②。 这种哲学不求一时一国之利益，故“无用”
，但却求天下万世之真理。 依此，对西方哲学，他摒弃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而仰慕康德并转向叔本华。 但当王氏迷恋于叔本华时，便暴露出纯哲学之“纯”并不真纯。 它鄙视功利、政治，然却仍关切着苦难的人生。 而这种关切使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同为人生而学术的心念产生矛盾，引起心灵之熬煎。 此即可信与可爱的矛盾：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余知其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 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的快乐论与美学上的经验论。”
③
这是王氏后来舍哲学而去的原因，然其意义不止于其个人学术选择之动机。 王氏的难题，实质是把严、梁二氏所代表的两种思潮，即实证主义与浪漫主义，提高到哲学的水平上来思考，而又无法解决其对立的结果。 它意味着，这两种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６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版。②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
③王国维：《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王国维遗书》第５册，第２１页，上海古籍书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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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倾向在反传统时可以作为一定的同盟，但自身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一旦传统瓦解，矛盾就会外化为对抗。 王氏个人或许可回避而去，但整个文化的发展却不能在此缩步，这就为“五四”以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留下伏线。 因此，西学对中学的冲击，有时并非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