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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就是意识到对方富强而我又需与之对抗，故要通“夷情”。
“洋务运动”循此发展而来。 但“夷务”变成“洋务”
，倒也反映出自负心理的削弱。办洋务主要是寻求富国强兵的物质设施，也就是西艺（或西技）。要师法西技，就要学其相关的学理，所以洋务派不仅办工业、练新兵，还设译书局。 于是，关于西方的知识便变为来自西方的知识。至于后来不称“洋学”
而称“西学”
，大概是基于东、西洋之分。 洋务期间，有见识的官僚郭嵩焘已注意到西学不仅是技术，还有更重要的政制。但这种思想只有在甲午战争后，才由维新派广泛传播。此时，西学便不仅意味着西艺、西技，而更指向西政、西制，同时一跃而变成“新学”。从通夷情、采西学，到讲新学，中西关系的价值座标产生了转换，这就是文化的变局。但同时，即使在维新思潮中，西学也已越出西艺及西政的范围，而含有更广泛的精神文化的内容。 借用传统道、器二分的说法，艺与政都属于“器”
，西方还有它形而上的“道”
，只有道、器均不遗，才是完整的西学。与中国传统那种含混而单一的思想形态不同，作为知识体系，近代西学不但有不同的思想层次，且不同层次中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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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立场与方法互异的观点。 中国思想家对它的引介没有统一的标准，选择什么、效果如何依传播者的立场及相应的具体情势而定。因此，考察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既需概括，但又不能一概而论。 下面将选择三个不同人物，作为不同思想类型的代表作对比分析，以使画面更具立体感。
二、严复：科学的世界观
在传统格局中首先打开缺口、接纳西学的，应推康有为，但以中西势难两立的态度讲西学的则是严复。严复无政绩可言，戊戌时没直接参与变法，辛亥后期拥护帝制则更不光彩。 但他的西学传播活动，却影响深远。 不仅同期的章太炎、梁启超，甚至后来的鲁迅、毛泽东，都对此甚推崇。甲午之战时，严复，这个曾留学英伦，本应洒血海疆的才子，正在主持北洋水师学堂。 其时他心中的问题也非一般船炮之坚利，而是更根本的国民之富强。１８９５年，战火一熄，他就接二连三地写下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及《救亡决论》等名篇，运用其西学的观点，对中国从传统到现实、从政治到学术展开批判，呼吁通过民智、民力、民德的增强促进民族国家的真正发达。 开民智是思想的重心，他是通过对西学的译述介绍来进行的。 除了最为著名的《天演论》（１８９８年出版）外，从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９年又连续译出了《原富》、《穆勒名学》等八大名著。 王国维曾评论说：“严复所奉，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 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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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其所最好者也。 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
①
严氏具有科学精神的判断，与其“开民智”的思想恰好是一致的。《天演论》之译述，正是提供科学的世界观的出色材料。中国传统有丰富的变易观念，康有为的新今文经学，正是企图发挥它对推动变法的作用。 但在他那里，玄思、臆测的成分居多。《天演论》则通过译述赫胥黎的著作②，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赋予变易观念以科学色彩，使其更加可信。《天演论》用大量自然事实论证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不已的规律，并把其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用以向国人敲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将导致亡国灭种的警钟。 同时，严复又反对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纯自然的“任天而治”
的过程，强调民族合群、自强自立、参与竞争的必要与可能，振奋人们救亡图存的热情。 当时人们的反映是：“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 即所谓言合群言排满者，因为风潮所激化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③
严复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介绍、宣传科学的思想方法，即经验论哲学。 这与用进化论为传统变易史观提供科学佐证
①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静安文集》第９４－９５页；《王国维遗书》第５册，上海古籍书店版。②赫胥黎原著为《近化论与伦理学》，《天演论》仅译其一半，且加了许多严复个人意见的按语。③《述侯官严复最近政见》，《民报》第２号。 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２６７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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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它与传统的思想方法是针锋相对的。 严氏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在于行为以科学为指导，而科学精神又体现在认识论与逻辑学中，以培根的倡导为开端的经验论与归纳法，即所谓“实测内籀之学”就是其代表。“实测”就是治学以实际经验为基础，这是西方学术之本。“内籀”
（归纳）相对于“外籀”
（演绎）而言，“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道，立为公例者也”
①。“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事事物物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
②。 比起康有为，严复对西学的介绍，不仅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且更具探本求源之功。严复一针见血地指出，旧学或中学思想方法的弊端就是“无用”
、“无实”
，“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其典型的方法就是“师心自用”与“必求古训”。前者以陆王之学为代表，后者泛指各种治经之学。 对此，严氏关于科学思想的提倡可说是对症下药的。 他的可贵之处在于意识到问题的性质，且自觉地当作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身体力行予以推广。 严译八大名著中，《穆勒名学》、《名学浅说》二部就属于这种著作。它尽管未必有《天演论》那样迅即的社会效果，但对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化功不可没。严译也包括其他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学术名著，如《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其内容虽不是自然科学，但它们也多系用经验求证的方法写出，有别于浪漫主义在这些领域的观点，是近代社会科学的
①严复：《〈原富〉。 译事例言》。
②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１册，第４５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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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故王国维说严复的追求是科学的。维新时期，严复提出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三大任务。“鼓民力”非纯思想的任务，“开民智”是严复所致力的。 至于“新民德”
，则开了个头，即对自由意识的初步阐发：“夫自由一言，其中国历古圣贤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为教者。 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
①。 严氏最著名的命题便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接过这个课题予以深化、扩展的是梁启超。
三、梁启超：道德——政治启蒙
在启蒙思潮的每个主要阶段及主要领域，几乎都有梁启超活跃的身影。 他追随过康有为讲今文经，效法谭嗣同讲“应用佛学”
，但最体现其思想特色的，则是１８９８年（维新失败）以后至１９０３年以前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引介西学的文章。其所讲内容虽不比严复精纯，但范围更广。且严的重点是“开民智”
，梁的重点则是“新民德”。梁氏“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中国之不振，由于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查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
②。 在其《新民说》中，民德、民智、民力同政治、学术、技艺是对应
①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１册，第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②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第４２９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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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民德在民智之先。 其“新民说”实即道德——政治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