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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是利用前人的思想资料,并加以改造,首先在中国哲学史上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并确认为万物的本体而已。 程颢说:
“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②
朱熹说:
①《二程外书》卷十二。②《二程遗书》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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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初步342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 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
①
上述引文告诉我们,在程朱看来,“天理”是无穷无尽、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天地万物都必须从它获得其存在的根据。 这种以理为中心概念的程朱哲学,有别于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的两汉经学,有别于以“无”为本的玄学以及把世界看作虚幻不真的佛学。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称其为“理学”。
“理学”还有一层意义,是指它以其先验的道德论,服务于现实的阶级斗争,调整社会矛盾。 程颐说:“性即理也”。
②
这个“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 朱熹更明确地提出:“理便是仁、义、礼、智”。
③不难看出,“理”是指封建统治阶级的仁义礼智忠孝等道德伦理。 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因此,人人应该共同遵守。 朱熹又把它叫做“当然之则”。他说:
“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当然之则”。
④
这就清楚地表明:理学家用“理”来束缚人们的行动,维护
①《文集。 答黄道夫书》。
②《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③《语类》卷三。④《大学或问》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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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称其为“理学”。
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一元论”认为,理在心外,万事万物之理,都是至高无上的天理的分殊。 陆王主观唯心主义的“心一元论”则认为,心就是理,理就在心中。 陆九渊说:“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
①这是把心作为世界的本体。 王守仁发挥陆九渊的观点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②又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③。 这是把世界上万事万物及其准则以至各种道德伦理规范,都说成由心派生出来的。 由此,陆王形成了有别于程朱“理一元论”
为特征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这就是“心学”。
以上可见,程朱与陆王的哲学见解,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
④有许多共同特点,这就是:(一)
程朱陆王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学说,教人明天理、去人欲。 但是,他们又都系统论及了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等问题,从而为道德伦理学说编制出哲学上的根据,使儒学走向哲理化。(二)朱熹构筑起一个“天理”论,王阳明炮制出一个
①《与李宰书》②《答顾东桥书》③《与王纯甫书二》。
④《宋元学案。 象山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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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说,并非只为探讨哲理,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饬伦理纲常、强化礼教,维护宗法等级秩序。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朱熹把三纲五常抬高到世界观的高度而称之为“天理”
,使其成为“天下公共之理”
,这样一来,伦理纲常就被哲学化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的、永恒的、普遍的宇宙法则,人、物、禽、兽都无法逃于伦理纲常之外。 但是,朱熹这样做并没有能够稳定封建秩序。 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状况,说明外在的伦理纲常无法维系住人心。 于是,王阳明把伦理标准从心外移植到心内,转化为吾心之“良知”。
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妄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
①他想把“良知”作为销毁人民“邪思妄念”的熔炉,导人改“邪”归“正”的灵丹妙药,政治目的与朱熹并无两样。(三)理学与心学都为人们“开辟”了通向圣贤之路。 朱熹鼓励人们“勇猛直前”
、“用功克治”
,愚可以变成智、不肖可以转化为圣贤;王阳明则强调人人心中有仲尼,只需去掉“私欲”
,放弃个人利益,就可以成圣成贤了。 二者论旨亦同。以上列举的事实表明,程朱陆王思想都有许多共同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宋明理学,应该包括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
①《传习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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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时期哲学的知行观
知行关系问题,即人类自身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改造自然、社会这两种能动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史上无数哲人志士进行过艰苦的探索,各自提出过不同的见解和主张,彼此展开过激烈的论争,大体上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和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由此,知行问题构成为我国古代哲学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总结、探索我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学说,对于科学评价和批判继承我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促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朱熹的“知先行后”说
哲学认识史发展到宋代,知行的难易讨论转变为孰先孰后的讨论,对这方面讨论有较大影响的当首推朱熹。 从下面引文可以窥见其知行观的特色:
“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中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
①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
①《文集》卷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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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①
“先知得,方行得。 所以《大学》先说致知。”
②
这里,总括起来有三个论点:一是以知行先后论,为知先行后;二是以知行轻重论,为重行轻知;三是以知行相须论,以知来指导行,因行来启发知。 下面对这三个论点依次分述。(一)知先行后论朱熹体系中的“知”
,是指对封建伦理的认识,“行”即按照封建伦理的标准来践履、行动。 朱熹知行观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成两载,坚持知先行后。 如他为白鹿洞书院所制定的学规,就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③的进行程序,认为只有“知得方行得”
,“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
②。 反之,“义理不③明,如何践履?”
“如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
④
因此,朱熹批评那些“只教人践履”的人说:“而今人只管说治心修身,若不见这个理,心是如何地治?
身是如何地修?“
⑤
在朱熹看来,如果只教人“笃行”
,不教人明“义理”
,“笃行”就没有目的,也就不成其为笃行。 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 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
①《语类》卷九、卷一四。②《语类》卷一四。③《文集》卷七四。②③④⑤⑥ 《语类》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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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⑥。 这里,朱熹强调“知”对“行”的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问题是知从何来?是从天上掉下来吗?不是的!一切知识(包括理论体系)
,都是来源于行。 就拿朱熹所强调的“人行路,不见便如何行”这个例子来说,人们要去某一个地方,当然要认识去这个地方的路,如果不认识路,盲目地行走,是不可能达到目的地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先对去某一个地方的路研究一番,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去某一地方的路又从何得知呢?还不是从行中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来看,应是行先知后,而不是知先行后。 朱熹颠倒了知与行的顺序。(二) 行重知轻论朱熹为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重视道德修养,强调对封建道德的践履。 但朱熹既主张“知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