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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①
“然则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
②
王弼认为，本、体以“无”为规定性。 但本、体——“无”不可以自在自明，它必然要显现为有，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存在和作用。 本、体无形、无声，又可称为大象大音。 但大象大音亦须显现为四象五音，才能够散发出它的蕴力。这都表明，体用不二。王弼体用不二的见解的哲学意义在于：他从万物中区分出了它们的共同本质，但却又并不赋予万物共同本质以外在于万物的意义。 这一点同样使他的哲学得以超越了汉以前的本源论。 本源论在万物之外之先给出万物的终极本源，然后再由这一终极本源规定万物。万物的本质对于万物是外在的、独立的、先设的。 王弼以体用不二不外的观点否定本源论的看法，把本质看作是内在于万物的，万物由之获得“自在”
性（它自己存在，它由于自己自身内在的原因而存在，而不以外界规定它的存在）。
王弼强调万物自己固有的性状，强调万物的自相治理、各适其用，都在于确认万物的这种“自在”性。
①韩康伯《易系辞。 上》注引大衍义。②《老子指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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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体用不二不外的思想，很好地解决了本源论形态那种实体理论不可避免走向宗教神秘主义的困扰，他由此引伸出来的万物“自在”性思想，又为后来魏晋风度所高扬的人——个体的主体性奠定了理论基础。 这种人——个体的主体性意识，在反对神学的压迫和当时的腐朽政权种种礼制的束缚中，无疑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王弼的本体理论，也有严重缺陷。首先，王弼在其思维过程的第一阶段中，在他试图抽取万物的共性、共同本质以确定本体的内涵时，他把本与末、体与用之间的差别过分地夸大了。他认为万物都是一些矛盾、杂乱、相对、有限的存在物。 万物之中没有任何实在、确定的东西可以进入本体，构成本体的基本内涵。 对本体内涵的抽取过程，只是一个对具体万有不断舍弃、不断否定的过程。而不断舍弃、否定的结果，本体、道就只能被归结为“无”
：“道者，无之称也。 无不由也，况之曰道。 寂然无体，不可为象。”
①
“穷极虚无，得道之常。”
②
以无、虚无作为本体道的基本规定，这表明本体并不是从万物之中正面抽取的。本体既然不是从万物之中正面抽取的，那么，它实际上仍然是在万物之外给出的。 这样一来，王弼也还是不能摆脱前人的局限：本质存在于万有之外。其次，在王弼于万物之外给出万物本质—本体之后，反
①《论语释疑》②《老子。 十六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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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在其思维过程的下一阶段上，在他强调本质一本体与物象的不可分，本质一本体对万物的内在支配性时，无疑就是要否定万物存在的真实性：万物以无为本，本体对万物现存的各种样式不取确认态度。 这样一来，由于本质一本体与物象之不二，万物似乎获得了“自在性”。但万物要否弃自身的任何存在样式，任何质的规定性才能回归本体，万物由此获得的自在性即是空无。 人一个体不再受外在神秘的统一本源与支配者的规定和约束，个体似乎也获得了最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 但个体在回归自己的本质—本体中不能得到任何积极、肯定的东西，恰恰相反，个体要消除任何欲求才能体认到自己的本质—本体。 个体由此获得的自主性和自由度对个体本身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毫无意义。 自在性、自主性和自由度均等同于虚无。
郭象：“崇有”的“独化”说
郭象（２５２—３１２）字子玄，魏晋玄学后期的重要代表人物。《晋书》载：“（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
《世说新语》记：“郭子玄，有俊才，能言黄老。”
《文士传》也说：“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学，托志老庄，时人咸以王弼之亚。”另外，郭象不仅是一位“能言黄老”的玄学之士，同时又是一位“任职当权，熏灼内外”的政治家。《晋书》载：“东海王越引（郭象）为太傅主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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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可见郭象在哲学上和政治上都是当时显赫一时的人物。 如上所载，郭象”托志老庄“
，其哲学的基础是老庄学说。 从这点上来说，他与王弼的贵无哲学同出一源，但在本体论的建构上郭象又吸取了某些唯物主义因素，因而其哲学又被称为“崇有”论，与裴頠的“崇有”论有相合之处。 郭象就是在立足老庄，融摄王、裴的基础上创立其“独化”论的。“独化”论以其强调个体的自生、自造、自得而赋予每个个体以本体意义，从而将王弼以来的“非名教任自然”
，即力图将个体从名教所规定的复杂社会网络中剥离出来的玄学精神推向了顶峰。但是，由于“独化”
论过分强调个体的绝对独立自足性和无条件性，又逻辑地导向凡是存在的都是本质的和合理的结论，因而又承认了名教的合理性，背离了玄学“越名教”的主旨，这是郭象“独化”论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魏晋玄学的开启者是王弼。 王弼哲学的贡献在于为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范畴。 王弼继承了老子的“道”
、“无”等范畴，发展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的命题；他以体用、本末、母子等范畴，将本体世界与经验世界作了明确的划分，“无”是体、是本、是母；“有”是用、是末、是子。 从中可以看出王弼在哲学旨趣上与老庄否弃经验世界是一致的。 循此路向，在对待自然与名教的关系问题上，王弼“贵无”论表现出了对现实礼法名教的冷漠与反感：“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具存，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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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以备载矣。“
①
“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
②
这与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思想是一致的。 如果说王弼开启的这种“非名教”
、“任自然”的玄学精神在其哲学里还是以极其隐晦的方式表达的，那么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派则以更直截了当的方式指向了名教，明确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并在现实生活中“任性自为”
、“非圣无法”
，表现了更多的非理性。 但是竹林派的喝酒任性、服药炼丹乃至放浪形骸的所谓魏晋风度，固然传达了对礼法名教的极大蔑视，但现实的名教混乱，战争给士族知识分子带来的朝不保夕和人生短促的沉重的压抑感却不是靠药酒的麻醉、“奋袂攘臂、怒目切齿”
的愤怒、甚至陶渊明式的逃避所能解决的。于是，更完善、更圆滑的郭象哲学便应运而生了。郭象以其“独化”
说回答了困扰玄学家们的本体论问题。郭象认为，世界万物在本体论意义上既不是王弼所说的从“无”中产生的，也不是裴頠所说的从“有”中产生的。 他认为，如果万物是从“无”中产生的，那么绝对的虚无又是怎样把具体的万物造出来的呢？
如果万物是从“有”中产生的，那么，有限的“有”又如何能产生无限的万物呢？郭象提出
①《老子注。 五章》②《老子注。 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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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针对贵无论和崇有论的诘难后，接着认为：“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 我既不能生物，物亦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
①
“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为得也。 然则凡得之者，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也。”
②
郭象认为，万物的产生不依赖任何派生者，而是“自生”
、“自得”的。 这种“自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