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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还要以一定数量的侍从、祭司陪衬。所有人穿的衣服都有一定的讲究，哪些人该是什么颜色、款式，要与他的身份相符。仪式开始时，要有奏乐表演，要有一个人主持仪式，拉长声调宣布大典开始。
即使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小科长，也要有象征仪式表明他获得了这样的权力。即使没有开会宣布，最起码也要有文件通报，像皇帝登基，要把他的权力昭告天下一样，制度也懂得要把这个科长的权力昭告他所在的组织结构。
仪式进行到这里，权力的第一重渴望完成了一半，观众在权力授予的仪式中看到了他获得权力的表演。剩下的一半是，观众是否承认他这一权力的权威。
叔孙通给刘邦制礼，以“礼仪”对一帮莽夫进行了驯化，完美地解决了这一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权力者，当然也会如法炮制。只不过，玩得是否高级，是根据权力大小来设定的。体现权力者权威的仪式有些是制度的规定，有些是权力者的个人创意。
在古代，官员要坐轿，权力级别越高，抬轿的人越多。每当他们在街头晃过，前面必须有人狐假虎威地吆喝，鸣锣开道，构成一个特别的仪式。
在现代，鸟枪换炮了，要体现官员的权力，他们的身份派头，当然是制度配给相应的小车、保姆、房子。要有接连不断的会议，在会议里他们要发表讲话，同时，还要有视察、调研什么的，以这类连续性的仪式来体现他们作为权力者的权威。当然，布景是必须的。他们所在的办公室，必定是所在单位装修最豪华的，而且在设置上要让人进去有一种震慑感，在门上也要标上职务的相应提示。
第二重渴望。一个对权力迷狂的人，内心里虚弱不堪，无论他握有多大的权力，只要这个权力不注入他的人格，改变他的性格，他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没有力量感，因为权力仅仅是工具。一个人身上有了一把枪，固然胆子大了点，但他的恐惧还是没有得到消除。所以，权力者一旦获得权力，就会迅速而彻底地抛弃他的自我，以及以往和他的自我有联系的东西！
当两个人原来是平等的同事，其中一个升官后，他们的关系往往就无法维持，而升官的同事则变成了另一个人。没有升官的人或许感到不解，但其实很简单，他必须根据新的身份来思考和行动。他要在语调上、行为上对更高的权力者，以及权力系统的既定模式进行模仿。他装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像一个零件一样，融入权力这架机器里，最终把自己变成权力本身。
第三重渴望。如果在一个人的内心里，世界是无序的，充满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那他握有再大的权力也没用，世界轻易就可以在心理上摧毁他（这一点，下一章有详细分析）。所以权力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秩序，驯服偶然性，以便让权力者感觉，在秩序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他是安全的，他可以主宰他权力所及的环境。
这一对世界的控制感，通过权力者与他人的互动来实现。权力者最恨的就是一个人直接挑战他的权威，因为你挑战的并不只是他的身份和冒犯他的“尊严”，而是在心理上，把他置入灾难性的对世界无控制力的处境之中。
假如他的权力可以管着你，连你都控制不了，他还能控制一个无边无际、充斥着危险的世界吗？
所以，在他与人互动时，一定要在这样的仪式下进行表演：别人对他尊敬，献上他需要的东西，他回报以友好或傲慢；或者，在既定的安排之下，他主动上去和一个完全弱势的人说话，表示关心，而后者最好要受宠若惊，表情惶恐。注意，一个官员受贿为人办事，绝不仅仅是因为贪欲，他同时还受到对世界进行控制这种隐秘心理的驱动！为了确定在他的权力之下，他对这个世界具有主宰能力，他需要对很多制度上不允许他干的事情进行尝试！
假如把礼仪的装饰功能推广到整个社会生活，一个惊天秘密就暴露出来了。
在分析权力借助礼仪进行表演时，我已经暗示过，礼仪完全就是一套用来忽悠人的表演程序，它并不代表一套价值，它完全是工具性的，目的是对权力者进行身份识别，给他们进行造魅。
但是，假如我们把目光放到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痛苦地发现，礼仪已经成为一套价值，一个人是否在社会互动中遵循特定的仪式进行表演，是否做出一些规定的行为，已经成为有无“礼貌”的标准。在表演时具有某些礼仪特点的人，被视为“文明”、高档而有修养，而没有这些礼仪特点的人，则被视为野蛮、低档和素质低。
借助于装饰味十足的礼仪，像穿着名牌服装来区别于穷人一样，上流社会不仅轻易地建立了与下层社会的隔离，从而在身份识别上使自己的优越感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且完成了一种价值歧视。在权力、金钱等方面他们建构了与穷人的等级，从而可以压迫、掠夺穷人后，借助于礼仪，在尊严上他们也建构起了与穷人的等级，礼仪成为他们羞辱穷人的一个道具。
我们经过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官员、富人绝对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奔跑，一个贵妇在和别人说话时，也不会像村姑一样挤眉弄眼、唾沫横飞，他们不可能穿西裤时卷起裤脚，他们更不可能穿着脏兮兮的衣服在大街上行走。
中产和上流社会的家庭，吃饭用餐时，对卫生、上桌等都有讲究，形成一套仪式。而下层社会的就餐则完全随意，在农村，挟了菜后不仅小孩，大人都可以拿起碗到处跑。当下层社会的孩子这种就餐风格恰巧被上流社会的人看到时，他们鼻孔里就会“哼”一声：没教养。
中产、上流社会和动物（是猫、狗之类而绝不是鸡、鸭之类）的亲密关系一直是一种时尚。那些很中看，但从来不中用的动物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比如他们可以呼唤这些猫、狗为“儿子”。而下层社会，养动物肯定是要养具有实用性的，能耕田、能看家，还可以杀来吃的，对于猫、狗并不会表现出那么夸张的态度。于是，当中产、上流社会的人看到下层社会的人杀掉猫和狗来吃时，他们就会流下眼泪，愤怒地声讨下层社会的人“残忍”。
因为礼仪的区别，下层社会真的就在价值上低档吗？
错了！上流社会是有闲阶层，衣食无忧，不需要进行生产劳动，空闲时间一大把。那他们不可能什么都不干吧？于是可以弄出一些精致的玩意儿来消遣，一方面找到乐子，另一方面成为他们的身份标志，以此和下层社会的人相区别。由此，一系列烦琐的仪式被发明出来，用以点缀他们的生活，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很有品位。
而下层社会根本不可能过上这种生活方式。他们一天到晚要为三餐奔忙，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玩闲情逸致。在吃饭时玩那些烦琐仪式，对于他们来说完全多余。他们没钱买衣服来精心包装自身。他们不可能去养宠物狗，而只能养看家狗。他们不可能对猫、狗表示“爱心”。一句话，因为他们要为生活而挣扎，不可能玩上流社会的那一套。
但是，上流社会那一套由于以“礼仪”的面目出现，而且他们社会价值排序很高，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成为一种价值准则。借助于他们在一个社会中的强势地位，以及下层社会对价值排序的屈从，礼仪轻易地转化为一种美学和道德标准，用来建构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身份区别，并维持一种尊卑有别的价值秩序。
这就是“文明”的真相。
驱散装的剧场气氛，你就能看清一切
如果我们看穿了一种东西的本质，并且，引发或带动了情绪，使情绪携带着我们的认知进入了心理结构，那么，就能促进心理结构的改变，我们就可以在心理上变得强大。
古人说，天当被，地当床。在困苦之中，也装一把，想象着有无数人在看着自己，确实也洒脱、浪漫。
如果不装，不把自己流落荒野这一情景营造成一个以天、地作为舞台背景的剧场，把自己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的处境造魅成一场在天地之间的浪漫演出，那就一点都不好玩了。
在媒体的描述中，睡在立交桥洞里冻得瑟瑟发抖的无家可归者就很不好玩，至少在我们看来，他们一点儿也不浪漫。
当然，他们作为表演的道具，也可以成全政府的“救助”，或媒体、市民“送温暖”的演出。这是另一回事。
就心理强大来说，我们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人一上台，调动各种资源、各种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