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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upstairs！”警察象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用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shoplifting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洁。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洁放出来，赵洁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洁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洁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洁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洁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洁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只好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洁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自己去做翻译。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洁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屙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
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
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洁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洁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洁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洁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吧！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牧师帮赵洁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作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 foolish！”我说：“那下次你又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
十五
对那天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然而发生了。事后回想起来，我仍然疑惑为什么那样一件小事会在自己心中产生那样绝望的感觉，人常常会连自己也难以理解。和思文结婚这几年来，我们争吵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认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感到两人之间已经不可理喻已经无可奈何。我还常常有意制造一些小小矛盾，使平静如镜的生活湖面也有轻微的碧波荡漾。如有时她要我陪着上街，我偏说不想去，一定要听她诉说别人的丈夫多么有耐心，外面天气多么好，商店的东西多么诱人，直到她拉下脸来，我才恩赐般的姗姗起程。又有时她要我到她家去，我马上说前不久刚刚去过，等她说尽好话作出种种许诺，我才勉强同意。哪怕是她出国之前发生过几次真正的争吵，我也不觉得自己就丧失了主动，因此也不必认真。然而这一次，我却产生了真正的无奈之感，随之也对她产生了一点厌恶性反感。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心灵的轻轻一动，就预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方向。那天晚上，思文说要准备写论文了，要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资料找给她。我很高兴地说：“你快写，明年离开这个地方。你快写叫你外婆奶奶也做得。”她说：“外婆奶奶，我不喜欢听！”
我说：“一高兴忘记就把你叫老了，叫你小姑娘你喜欢听不？”我从箱子里把资料找给她。我在国内的时候她写信给我，要我从三个可能方向去为她的论文找资料。她所列的方向都很狭窄，我花了十多天在图书馆反复查找，复印了二三十篇文章。她接了资料吃一惊似的说：“这么一点，我以为有多少呢！”她说着比划了一个厚厚一摞的手势。我说：“你列出的方向，要找的我全部找了，几十年前的杂志都翻到了。”她拿了资料在灯下一篇篇翻看，我坐到床上去看《历史分析方法》。她把那些资料翻得哗哗的响，脸色越来越难看，我用书挡了脸装作没看见。突然她把那些资料往地上一扫，站起来说：“Garbage，garbage，all g arbage！”我放下书看着她不做声，撇嘴嘲讽地望着她。她更加生气，跺着脚去踩那些资料，又踢得到处都是，然后双手搂起来抓成一团，塞到字纸篓里。
我感到非常意外，这不是我认识的林思文，我无法回避心里涌动着的那种疏生的感觉。我又感到了一个男人在不能过一种有自信的生活时的悲哀，这悲哀迅速地化作一种抗拒的心理冲动。到加拿大来这些日子，我在屡屡碰壁之后，已经在心里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承认了现实的冷酷，任何一件事在尚未开始之前我就准备接受否定的结果，只有对思文我不是这样想的。毕竟她是我的妻子，我在心里很难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至少她可以理解，我的能力不必在这个社会得到证明。现在我觉得现实又以不动声色的冷漠向我逼近了一步。
我默然望着她，把她的举动看作一种表演，平静中带着一点忧伤一点嘲讽。她怒气冲冲地望着我，用挑战的眼光回答我的冷漠。我不动声色，心想，她一点都不傻，她能够理解我目光中的冷漠和轻蔑。我知道她在期待着我的反击，这样她的怒气的进一步爆发就有了足够的动力。我偏不生气。对视了一会，我干脆把目光转开了去，又开了门准备下楼去。她挡到门口，把门用力一拉，压得我手指生痛。我火气一冲，点着了似的要燃烧起来。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又压了下去。我从容地走到字纸篓边，弯了腰想把那些资料捡起来。她象终于发现了挑战的方向，冲过来推开我，把套在字纸篓上的塑料袋扎起来，“蹬蹬”地跑下楼，丢到垃圾桶里去。我抱了头坐在椅子上，脑中空空洞洞一片麻木。她也坐在那里，怔怔地望了灯出神。桌上的小闹钟合着心脏跳动的拍节，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斜了眼去偷看她，觉得她是另一个人与我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我却毫无办法。这事情何其荒谬又何其现实，荒谬得难以理解又现实得无法摆脱。人世间一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两个最亲近的人却相距最遥远最难沟通最难理解。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呵欠涌上来，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开了门走下楼去。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冷落她，也折磨自己，我在这含蓄的报复中感到了快意。窗外几个小孩敲着窗子，鼻子贴在玻璃上，举着手中的啤酒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