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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幸之助的抽身之道源自山科的“撤退”哲学。山科是万代公司的会长，跟松下幸之助很熟，他的“撤退”哲学，以及万代公司的商业经验“为了成功，撤退也有必要”，松下幸之助对之知之甚详。松下幸之助十分同意山科的“撤退”哲学，他自己的经营史上，就有过数次的撤退。
二战以后不久，松下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缝纫机公司。起初，他觉得有办法起死回生，但由于不擅长此方面的业务，而且竞争对手林立，自感无法抗衡，便立即退了出来。当然，费了一番功夫以后退出来，财力、物力、人力都会有些损失，但总比继续毫无希望地撑下去来得划算。
松下的“撤退”，最为惊天动地的要算从大型电脑领域的撤退。那是1964年的事情。此前，松下已经在大型电脑的制造方面投注了十几亿日元的资金，并且已经研制出了样机，达到了实用化的程度。可是，松下却遽然从这一领域里退了出来。当时的情形是，小小的日本，有包括松下的7家公司在从事大型电脑的科研开发，而市场却远不那么乐观。继续下去，势必形成恶性竞争的局面。与其恶性竞争而两败俱伤，还是毅然决然地早些退出来为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松下的这步棋走得很是正确。直至今天，家用、小型电脑长足发展了，唯独大型电脑却比较冷清。
1925年，松下幸之助到东京办事处巡视时，发现装置在收音机里的电子管非常畅销。松下希望尽快能在大阪发售这种装置的收音机。因此，当场就指令和电子管制造厂交涉。结果发现那家工厂规模很小，资金也不雄厚，生产根本赶不上订货，就当场先付出价款3000日元购买1000个。
回到大阪，松下就和电子管的批发商接触，当时因为来货很少，大家都急着赶快订货。这种情形大概持续了五六个月，而松下电器也因此多了1万多日元的收益，这在当时已是一笔不小的款子。
后来制造电子管的厂家慢慢多了起来，各种厂牌渐渐出现，价格自然也逐渐便宜。松下意识到，照这样下去，松下电器可能增加的利润必然会很有限，虽说目前还能保持一定的利润和销路，但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和前一阵子已经大不相同。因此，先见之明是很重要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演变的趋势。做生意不能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必须要有应变的手段，这就是让松下萌生撒手念头的理由。况且已经赚取一万多日元的利润，也应该是收手的时候了，再贪心就不大好。松下于是就从这个还没有创造可观利益的电子管贩卖事业上撤资了。
过了四五个月之后，收音机配件的售价急转而下，使目前获利还不错的工厂和贩卖店一起陷入困境。松下电器因为收手得快，因此并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由此可以看出，凡事都必须适可而止，否则反受其害。物极必反，还有的人可能掉进陷阱或见别人掉进陷阱多了，便看见前面的路处处都是陷阱。是进是退，关键在于分析大局，把握时机。
商谚说：旧鞋子没破该扔就得扔，老生意好做该变也得变。急流勇退是一种大智慧，因为“花无常好，月无常圆”，所以“得些好处须回首”。一个良好的撤退，也应该和伟大的胜利同样受到尊敬。此外，撤退出旧行业而转入新行业也有诸多成功事例。
香港假发之父刘文汉，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营假发制造业，到1970年假发销售已达4亿港元，产品仍然是供不应求。但刘文汉并没有被一时的辉煌冲昏头脑，他发观假发制造业竞争者日益增多，繁荣的假发市场背后已经显露出衰退的迹象。于是，他当机立断，急流勇退，回到他的出生地澳大利亚，去开创葡萄酒酿造业。他先把离悉尼只有l0公里远的一家葡萄园买下，接着又动用上千万港元，买下了当地一家酿酒厂。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的假发业如潮水般消退，香港的假发制造厂商纷纷关门倒闭。号称“假发之父”的刘文汉却在海外安然无恙，而且还拥有一家位列全澳前10名的大酿酒厂。
善于经营的商人，并不是万事总贸然前进之人，而是有着敏锐的眼光，善于因势利导，面对不同的时机和境况而采取不同策略的人；该进时进，该退时决不犹豫，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塑胶花使李嘉诚成为“塑胶花大王”，并让他赚得盘满钵满。然而，物极必反。早在李嘉诚开发塑胶花之前，他就预见到塑胶花迎合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只能风行一段时间。人类崇尚自然，而塑胶花无论如何不能取代有生命的植物花。执全港塑胶业牛耳的李嘉诚，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塑胶花的大好年景还会持续多久？
越来越多的因素在向李嘉诚敲响警钟。塑胶厂遍地开花，塑胶花泛滥成灾。香港已出现过几次塑胶花积压，原因一是生产过滥，二是欧美市场萎缩。虽未造成大灾难，更未直接影响长江，却引起李嘉诚的高度重视。李嘉诚又从海外杂志上了解到，有的家庭已把塑胶花扫地出门，种植真花。国际塑胶花市场，渐渐向南美等中等发达国家转移，而这些国家，也在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力生产塑胶花。香港的劳务工资逐年递增，做劳务密集型产业非长远之计。
早有心理准备的李嘉诚，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不久把主要精力放在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这是他蕴藏于心多年的抱负，与塑胶花相比，后者显得更重要，李嘉诚实现了他的抱负，舆论给他戴上“超人”的桂冠。
“盛极必衰，月盈必亏”。道家的朴素辩证法也适用于商界。因此，我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的前景必须有清醒的认识。经营往往受非人力所能为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应该明察善断，占尽先机。像刘文汉、李嘉诚那样，他们最早进入某一领域，赚了一大笔钱后，审时度势，激流勇退，无论是进是退，都占尽先机。
上篇日本人经营之道 二商道六感觉敏锐行动快捷
在大英帝国全盛的时期，英国诗人拉迪亚德·基普林曾发表过这样的议论：“小日本不应该参加贸易活动，因为日本人缺乏做生意的敏感。”今天的日本人在国际经济、贸易舞台上的出色表演，不仅使基普林的这一论点不攻自破，而且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与之相反的观点：日本人在做生意方面，具有充分的敏感和极强的行动力。
上篇日本人经营之道 二对情报保持高度敏感
日本企业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在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环境中，争分夺秒获得可靠的信息是决定公司、企业以至整个国家上下沉浮的关键所在。”的确如此，当今世界企业竞争的实质是情报信息的竞争，谁的信息灵、把握准、行动快，谁就可能在经济技术与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取得胜利。
曾经有一个相当形象的比喻：日本的情报量之大在这片狭窄的国土上已经容纳不下了，情报将会流出海岸线，大量地注入到太平洋之中。不可否认，日本商人的情报信息意识很强，并在开展信息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比如，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发大庆油田，唯独日本与我们谈成了征求设计的生意，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设计不符合大庆油田的要求。为什么日本能做到呢？据说日本人从我国一本油画的封面上铁人王进喜身穿大棉袄头顶大雪的照片，猜测到大庆在东北地区，又根据我国国内政府工作报告的石油产量增长数据，汇总出大庆油田的产量规模后估算出大庆油田的要求而设计出的。
又如，日本商人参观我国安徽某宣纸厂时，他们“谦虚”地请教、询问，套取了有关宣纸生产的关键技术和工艺，从而使我国这一奉为“文房四宝”之一的传统产品生产技艺被窃取。再如，1980年，日本某贸易公司向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赛兰尼斯公司一家工厂的总经理行贿675万美元，让他在5年多时间里有计划地将该厂的技术“转让”给日本该贸易公司，并在夜晚让日本人参观工厂，了解整个产品制作过程。
美国中央情报局1993年曾在一份调研报告中指出：“日本官方每年根据各种需要派出专门从事情报收集的间谍约有近万人次，各大企业、公司和9大商社派驻海外的1000多个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收集经济与技术情报”。这些人以“教授”、“学生”、“职员”、“旅游者”、“摄影家”、“记者”、“投资商”等身份出现在世界各地，他们手拿相机，温文尔雅，谦恭有礼，他们虚怀若谷，好学无比，见什么拍什么，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