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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那个事件之后，父亲要离家去欧洲，有一段长时间的研究讲学，他出国之前告诉我，要我在他回国之前滚出去。我听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那一年，我高中二年级，偶尔，下课的时候，看一眼许多在教室外打打闹闹的同学，我也会觉得，他们好幼稚啊！但是好幸福啊！那种感觉里，并没有一点得意，反而另有感触。我已经尝到了人生的苦涩。不料，就在父亲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里，家里出了大事。
我们家的人口不算少，大大小小，包括姑丈姑妈跟六个小孩，九口之家，靠的是父亲一份微薄薪资，还有姑丈在石油公司当一个雇员的收入，以两个人很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活。我总是陪伴着姑妈买菜跟提菜篮的孩子，家道艰难，我天天亲眼目睹。那一阵子，我们家长久是一分钱也不见得找得出。菜摊子的账总是赊欠着，到父亲跟姑丈的薪资到手，姑妈总是把钞票数来数去，分作薄薄的几份，一下子从这边这一份拿一点到那一份里，又从另一份里拿一点到这一份里。她只能还一部分的欠款，所以，发薪日那一天，所有的钱又分光了，家里依然一文莫名。我们在那一段时间里，吃饭大多只有一道菜，却分作三份吃，一份是父亲跟姐姐和我，一份是姑妈跟他们的四个孩子，另一份，是姑丈独自一人吃的。
姑丈在暗暗的、一个已经不用了的厨房里吃饭，这样有多少年？都不记得了。开饭时间到了，姑丈便自己到厨房里把小盘的菜饭吃了。自来自去，无声无息。
他们夫妻反目，等同陌路，已经有十几年了。
姑丈原本家境优渥，却因时代的动荡，变得一无所有，虽然具有留日留法的双重硕士学历，这在当年，可谓十分罕见。东北人本来就通日语，他又精通法语，但在那个时代一点用处都没有。其实当年留法的人，很多都有社会主义思想，他也不例外，刚刚新婚，就跟姑妈说，婚礼就是搭公共汽车也可以的，搞得新娘子非常不痛快。他在青田街院子里养过鸡，但是几次鸡瘟，让他更陷窘境。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工作，又费了好大的事，才谋得石油公司一个雇员的缺，收入少得可怜。一家子寄人篱下，我想父亲也不会欣然接纳，而姑丈的感受更是窝囊。后来他就变得成天到晚念念叨叨，没完没了，渐渐地，又老是夹了个口头语“他妈的”，想就知道，谁受得了？其实，他的心理已经有问题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个病人。
那几天他感冒了，我们虽然早已没有什么对话，但是，在我早晨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他独自一人靠在客厅沙发上喘气，微曙中侧面的剪影，灯也没开，时不时地长吁短叹，显得很辛苦。他每天自己去邮局边上的普仁诊所拿药，诊所里王义德夫妻都是医生，也是东北同乡，跟我们家很熟，我们都以叔婶相称。
在那个夏天的午后，王叔主动到我们家来，一直进到我的榻榻米房间，见到我头一句话便是：
“国光啊，你姑父已经没有几天了。”
我轰然一惊，接着想，冲着我说这话，显然我得准备当家了吧？
接下来，大家就想法子把姑丈送到了台大医院。家里一毛钱也没有，我就跟一位单身在台的菲律宾华侨同学丘汉文，还有一位初中同学邹翘海的父母商量，借了点钱，应付必要的开销。到后来他们都坚持不要我还钱。多年之后知道了，姑丈得的应该就是猛爆性肝炎。
姑妈至此才衣不解带地在一旁侍候了三天，姑丈终于还是大量吐血而死，几星血点还喷到了我的衣服上。断气时，也只有姑妈跟我在他身前，眼见他吐了最后一口长长的气，终于撒手，得年仅仅五十八。
姑丈出身于当地县城的首富之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还带着佣仆。他是一线单传的后代，早年受到的宠爱可想而知。学的是政治经济，在那个年头，就分别拥有日法两国的硕士学位，听他说话，书是读得很好的。大时代的大动荡，把他的命运推到了完全的未知，要不是应父亲之邀，他可能不会来台湾，想来在共产党里，他的同侪也不会少。在台湾，他的日子没有几天是好的，加上不得意，精神上受的打击让他变得古古怪怪，人越活越畏缩，又因为夫妻失和，连个说话的朋友都没有，短短的一生，就此郁郁而终。
丧事之种种当然繁琐，一边还要写信给父亲，把种种进展报告一番。但是我用的是姐姐的名义，现在想想当年真的只会办事却不懂事，我依然为失去的自尊赌气。并且，我们姐弟的笔迹不同，父亲居然看不出。父亲回信里对于姐姐处理那么多的问题之表现，赞赏备至。但我还是宁可跟爸爸绝交到底，也许，我想要让他发现，其实在家里兵荒马乱之际，我也是有些作为的，同时又想将他一军，让他为了对于我的错估懊恼惭愧。这是我几十年的事后，回想整理而出的心理状态，但我的父亲早成灰烬。
姑丈去世后的那几天，姑妈一度想要寻短见，我只得在门外守着，并且不断地跟她说话，后来到底她还是开了门，我见到她手里有一把日本短刀，就是秋瑾照片里拿着的那一种。好在到底没有发生什么事故。两家六个孩子，没有一个能够自立，父亲是不会照顾别人的，而姑妈当然有她的极限，要她怎么办？
我首度体验到生死之无可抗拒，希望姑丈能渡过难关，除了张罗许多事情，我只有每天日夜祷告，念着小学时背下来的天主教经文，一遍又一遍，早晚各百遍。然而三天以后，姑丈还是死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的那一套白底蓝色条纹睡衣，是我父亲的，对他显得太宽太大。这景况，几乎总结了此人一生的荒谬与凄凉。
不久，父亲回来了，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对话，几天之后，我不告而别。我不给父亲了解事情头尾的机会，特别是在其中我的努力。这是一种苦肉计式的报复，“只是当时已惘然”，年少的我，没有去解读这么不可理喻的出走是多么的不智，多么伤害老人家的心。
然后，我就住在台北车站前的垃圾广场边了，直到吴英荃伯伯把我带走，又去考大专院校。
艺专影剧科一年级的时候，父亲结了婚，对象依然是日本人，小野千鹤子女士，我的继母。一个不怎么聪明、非常善良、没有心眼儿的人。比父亲小三十岁，一连又为父亲生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
父亲与继母在青田街寓所前，摄于一九七○年代，那是他一生难得享有家庭快乐的岁月。
虽然跟父亲不来往，我会回到在同一院子边上的姑妈家盘桓，说上许多话。也见到了继母，那位总是和和气气的女人。姐姐正在准备出国留学，好像台大毕业的都要经过这个仪式不可。毕业之后，等当兵之前，我居然当上了崔小萍老师导演、陆建邺制片的《窗外》的助导，父亲很高兴地主动借出屋子作拍摄之用，于是我自自然然地回了家。从前种种，好像从没发生过。
接下来是服预官役，退役、回家、待业，一连串在台湾的男孩人生必经之路。
这时姐姐已在美国读书了。我成天找工作，报纸上看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写着个“限本省籍”。我成天为就业问题烦恼，却一点进度都没有。家里添了个混血的小弟弟东光，继母手忙脚乱地度日，但是经济情况一天比一天差。此时家用已经两家各自独立，姑妈那边，因为大表妹接续姑丈的工作，又补上了正式员工，可以自立自足了。
也是事出猝然，父亲忽然语气严厉地对我说：
“看你整天懒懒散散，一点活儿都不干，明天起给我扫院子抹地板！”
这话说得很明白，我不能在家白吃饭了，因为继母只跟父亲说：
“在日本，男孩子长大了都会自立。”
她不会知道，父子间那么难得的复合，就此断送。
岂仅日本，古今中外皆然，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够尸位素餐？只是，待业才一两个月，继母也太性急了些。
我第三天就搬出了家，带走了一板车的书，顺手拿走一个姐姐出国留下的水壶，继母却要求父亲追了回去。
行到水穷处
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艺专同学张新华兄住在六张犁黎和里，是十五路公车最后的一站，当时非常偏远，承蒙张新华的父母亲张维纲伯父母帮忙，不仅为我找到山窝里的一处住所，天天还在他们府上吃饭。前后大约有半年之久。
那是我最艰困却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