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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自己、家庭、家族与小团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有时为了个体与小团体的利益，不惜牺牲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他们口口声声爱国爱民族，要与国家民族患难与共，私下里却将子女亲属悄悄送到海外，在境外机构开设不干净账户，有的还拥有西方绿卡，随时做好“弃船登岸”的准备。有的长期以来拿境外钱财，为境外提供数据资料信息，为境外利益代言，肆无忌惮。世纪金融大危机，连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于国际场合承认，美国是金融危机的源头。但是，中国的亲美精英却一个劲地鼓噪，中国是这场危机的重要源头，甚至要承担20％~50％的责任。这些精英们肆意妄为在中国泛滥，虽然没有普遍成灾，但是在一些领域（如产业化下的教育、市场化下的医疗、产权明晰下的国有企业贱卖等），灾难已经出现，而且仍在不断扩散。
多年来，中国在一些领域实际所奉行的社会经济路线是“打左灯向右转”。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处于强势地位；原先作为国家主人的工农大众，一部分已经成为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与边缘；而中产阶层远不够强大，远不足以对社会稳定起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在两极分化的急速扩大中，他们属于“失落的一族”，多数是左翼力量的同情者。近年来，经济上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使中国社会对立日趋严重，左翼与右翼的理论、政策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利益基础的严重反差，决定了共识少之又少。而且在主管部门长期奉行“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变相助长了右翼声势。“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到中庸”。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成就的深刻缘由，重要一点是高端决策多数时候是“执两端而用其中”，很好地克服了极左极右、忽左忽右。在利益集团于社会生活与国家政治日趋活跃的情形下，国家政策的公正、科学、合理依赖于相关利益集团的平衡博弈。但是，环顾当今中国的利益集团，强的超强，弱的过弱，政治博弈天平指针明显倾向强势集团。
在北京的理论圈子内，主流会议一般都有很好的礼品与可观的出场费，会议往往官盖云集，场面有时一个比一个奢华，直至令人咋舌。相比之下，那些被“贴牌”为左翼的会议不知寒酸多少倍，往往连顿饭都招呼不起，罔谈什么礼品与车马费。所谓“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说话”，对于当事人没有一点好处，因此是否为穷人办事、说话，是否认真为穷人办事、说话，全凭良心。正因如此，代表着长期处于弱势、未富裕的大多数的左翼，情绪化的言语日益突出，这是一个应特别给予关注的动向。在中国经济周期向下、弱势群体日子日趋窘迫、下岗不断增多、诸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情势下，中国决策者再也不能忽视左翼的声音。中国实现社会相对和谐与国家长治久安，出路首先在于左右和解。但是，无原则、无是非标准、无大义、无基本共识，左右和解何易？为此，舆论必须照顾社会大多数的情绪，决策应当向弱势群体倾斜，完善社会保障，减少失业，提高劳动就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节制资本无度与肆意扩张。
自序（3）
三
本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昆山乡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小时候从未觉察，那里的景色很美，山围着湖，湖中有山，有野鸭、菱角、芡实和莲藕，还有血吸虫和“水鬼”（后来知道其实是一种水獭）。改革开放的春风一轮又一轮，可是那个倔强的乡村在现代化上至今也没有多大起色。我一贯认为，孤陋寡闻者莫过于我。上初中才见到手扶拖拉机，到县城中考才乘上公共汽车，到武汉上大学才真正见到并坐上了轮船，还是“东方红”号。进大学第一个星期天，与一个来自河南商丘的同学，在长江大桥上看到了真正的火车。那同学一直表现得比我有见识，当时很惊叹，“如此庞然大铁，能在水面浮起行驶，不能不说是鬼斧神工。”如今，这位仁兄早就不愿意提及那段刘姥姥进大观园式的笑话，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毅然下海，信誓以实业报国，如今在深圳置办企业，经营有道，日进斗金，世纪金融大危机也丝毫没有延缓他赚钱的步伐。
儿时的同伴众多，放牛种田，成家生子，独我上了大学，还是重点名牌。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值得炫耀的，“天之骄子”（当时说起一点也不脸红），没有学费一说，月有补贴，还有困难补助，虽然不算宽余，但是只要不找女孩子，也可以平静度日完成学业，关键是皇帝女儿不愁嫁，毕业后工作全包，重点大学还可以挑三拣四，如此当然神气活现。远不像今天的学子，为学费而愁眉苦脸，为恋人而挤眉弄脸，为考试而歪鼻斜脸，为工作而灰头土脸。尽管后来时事沧桑，命运多舛，尽管距离意想的成功目标还十分遥远，但是在跋涉的路途上，在有志者事竟成的努力过程中，每每提醒自己，不要忘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研究经济的学长，标准的主流精英，其讲话每每引起公愤。据好事者考究，该学长也出生乡村寒门，后来沐浴国家的阳光雨露，上大学，去海外，得洋“打狗脱”，身价倍增，凭借占得先机，终日里忙着给企业与富人打点，多年来难见经济学新造诣，却时而不时抛出莫名其妙的论点。前不久，学长又言：大学生上不起大学是因为学费太便宜。网友评论，此公太不厚道了，忘本啦！印度圣雄甘地教诲，要当心可令我们毁灭的“七种罪孽”：没有责任的享乐，没有劳动的财富，没有道德的生意，没有是非的知识，没有人性的科学，没有奉献的崇拜，没有原则的政治。吾人当小心翼翼，引以为戒。
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国家。对父母尽孝，对国家尽忠，天经地义。笔者的母亲是个非常普通的母亲，普通的即便用大段语句、甚至整篇文章也很难把她与众多的中国乡村女性区别开来。母亲一生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平日里总是围着柴米油盐打转转，专长就是洗衣做饭、养鸡喂猪。2002年我博士毕业，最后敲定选择北上北京工作，她非常高兴，直接向我提出要求，说等我安顿下来后，要接她来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等我刚刚从异地初任培训回北京，还未正式上班，她就辞世了，非常突然。她辛苦一辈子，辛苦到最后一刻。我发表文章诸多，编写书籍不少，但是能拿出手的尚无。本书一开始我就认真打磨，就是要献给这个平凡的、默默无闻一生的母亲大人，今年是她的本命年，祝福她在另一个世界平安、健康、快乐！今年又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本书若能在“十一”前出版，也算为这个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祖国母亲尽一份忠心。
江涌于紫竹院
2009年5月
导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评论家登宁的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马克思所处的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他所集中阐述的只是一般资本。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时代，金融寡头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的主宰者。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引述利西斯《论反对法国金融寡头》的话，“金融寡头统治一切，既控制着报刊，又控制着政府”。“今天是部长，明天是银行家；今天是银行家，明天是部长” 。日本前首相池田勇人直言不讳：“在日本，政府是船长，财界是罗盘，船长始终按罗盘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如今，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普遍国际化。跨国公司对国外市场的渗透，对于母国来说意味着其影响范围的扩大，这就延伸了国家权力的地域界线。跨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形成对东道国的某些行业、领域或部门的控制，为母国增加了新的权力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利用本国的跨国公司收集情报早已成为公开秘密，这已不仅是实现一般的经济扩张力，而且是谋取一种战略控制力，便于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们通过“坐，请坐，请上座；茶，敬茶，敬香茶”的方式引进了外资，有一段时期，外资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理念与氛围，尤其是给我们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