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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人是动物王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但是，在弗洛伊
德看来，‘对人类的自大狂的第三次也是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来自现代心理学研究，
因为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里也不能自为主宰；而且能
得到少许关于内心的潜意识历程的信息，就不得不引以自满了。”
令人奇怪的是，弗洛伊德似乎从来没有从革命方面谈他本人激动人心地推翻了经典
的心理学和传统的精神疗法。但是（在1916…1917）他确曾采用“对我们的科学的普遍反
叛”这样一种说法。他说，这一反叛的特点是“蔑视一切学究式虚假礼仪的考虑，而且
使反对者摆脱公正逻辑的一切束缚和限制”（1953，16：285）。这一说法对于革命史学
家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revolt’（反叛）意味着反对既成的权威的起义和暴动，
而弗洛伊德正是一直抱怨他本人的激进的和新的思想的确立和被接受遭到了抵制。
弗洛伊德充分意识到哥白尼并不是断言地球运动性的第一人。在其《精神分析引论》
中，他特别指出，“＇与哥白尼的体系＇相似的某种东西早已由亚历山大的科学表示过了”
（1953，16：285），而且亚历山大还清楚地表明，远在哥白尼之前，“毕达哥拉斯的信
徒就已对地球的特权地位产生怀疑，而且在公元前3世纪，萨姆斯岛的阿里斯塔尔丘斯就
曾断言，地球要比太阳小得多，而且围绕着那个天体运动。”因此，“甚至哥白尼的伟
大发现……也已在他之前由人作出了。”所以，对“人类的自我怜爱和自尊”的宇宙论
的打击，不是在作出“那个发现”时发生的，而是当它“获得普遍承认”时发生的。达
尔文关于人类并不是“不同于动物或优于动物”，而“他本身……是从动物演化来的…
与某些物种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与其他物种的联系则比较远”的理论也是与此相似的
（1953，17：141）。这些结论并不只是达尔文自己作出的，而是从“查尔斯·达尔文、
他的合作者和先驱者的研究”推演和总结出来的。
在如此列举和说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先驱者时，弗洛伊德无论如何都不是贬低和诽
谤这两个人的创造性。相反，他正是为了表达一种一般的创造力理论。弗洛伊德认为，
我们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某个比较早的思
想家，而通常在我们自觉的思想中我们也许忘记了某个人。弗洛伊德举出的一个显著的
例子是路德维希·博尔恩。博尔恩1823年“三天内成为一个创造性作家的艺术”一文对
自由联想的方法作了引人注目的描述，因此在精神分析中是非常重要的。当弗洛伊德认
识到哈夫洛克·埃利斯宣布斯韦登博格教神秘主义者、诗人和医生加思·威尔金森是自
由联想的“真正的”创制者后，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注意（弗洛伊德，1955，18：ZM）。
虽然弗洛伊德完全忘记了博尔恩的论文，但他后来回忆到，“在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有
人赠送给他博尔恩的著作集，而在过去五十年后，他仍然保存着这本书，而且这是他少
年时代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本书。”此外，博尔恩“是他深入钻研的第一位作者。”使
弗洛伊德尤为惊奇的是他发现，博尔恩在论文中论述了“舆论对我们的理智产物所表现
出的潜意识的抑制力”，并且认为这种潜意识的抑制力是比“政府的审查制度”更为压
抑和暴虐的。“政府审查制度”这个概念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使弗洛伊德回想起了“在
精神分析中作为梦…潜意识的抑制力重新出现的‘审查制度’。”弗洛伊德断言，“因此，
这个暗示也许揭示了在如此许多情况下被猜测隐藏在表面的创造性之后的潜在记忆的片
断似乎并不是不可能的。”
在另一部著作中，弗洛伊德在谈到“二元（重）论＇1937＇”时援引了‘cryptimnes
ia’（潜在记忆）这个概念。“根据这种二元（重）论，一种死亡的本性，或毁灭的本
性，或攻击的本能，正像具有展现在里比多中的爱欲的合作者一样是真确的”（1953，
23：244）——他特别指出，这种理论并未被普遍接受。他说，当他在亚克拉戈斯的恩培
多克勒的著作中偶然发现他的这一理论时，他是多么的高兴。弗洛伊德说（pp．245—2
47）：“我已作好充分准备为这样一个确认而放弃独创性的荣誉”。他还说（p．245），
“由我早年阅读书籍的广度看，当我永远也不能断定我认为是一个新发现的东西是否有
可能不是潜在记忆的一个结果时”，这尤其如此。
弗洛伊德在1923年曾说，“我在解释梦以及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许多
新思想的独创之处，已证明是其他人曾经思考并明白地提出过的。他说，“我忽视了这
些思想中唯—一个思想的来源”，“我把这个概念称作‘梦…潜意识的抑制力”’（195
3，19：261－263）。他现在也许会说，“正是我关于梦的理论的这个基本的部分是……
「约瑟夫＇波普尔…杜克斯独自发现的”（1953，19：262；此外还请参见4：94－95，10
2－1O3，308－309注解，14：13－20）。不过，弗络伊德并没有接着从这个独立发现的
陈述推想一个共同的来源，他也没有探究（或思索）一种科学思想的相继出现中间的不
同之处而非相似之处，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根本上独创性的创造。（关于这个一般性的主
题，请参见科恩著作，1980。）
1956年，奈杰尔·沃克在《听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是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电台一次谈话的基础上写成的，题为“弗洛伊德和哥白尼”。在1957年和1977年
重新发表这篇文章时，他把标题改为“一个新的哥白尼吗？”这篇文章过分强调约翰·
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等人心理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同时指出，弗络伊德把自
己与哥白尼和达尔文相比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被弗洛伊德视为“我们关于心灵概念中的
一场科学革命”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这一进步以一种引人注意的方式
使19世纪德国思想家们已经提出的一个概念“通俗化”。因此，在沃克看来，弗洛伊德
在历史上的作用似乎像是“环球航行者”的作用，因为他们“所做的是让人们相信地球
是圆形的，而不是所有‘地理学家’的论点。”所以，沃克把弗洛伊德与18世纪英国的
航海者和探险者C。库克而不是哥白尼或达尔文相比。他在1957年把这个比较由C．库克提
高到麦哲伦并已说：“在把弗洛伊德与麦哲伦而不是哥白尼相比时，我并不是在贬低他
的成就的价值。”为辩护他的观点，他断言，像瓦特和马可尼这样的技师“对于他们下
一代人的生活人式可能会产生比牛顿或道尔顿更伟大的影响”。
沃克一再发表的这篇文章有许多历史错误（例如，约翰·道尔顿推翻了“声名狼藉
的燃素说”）。这样一个错误也许会使拔们注意对弗洛伊德关于哥白尼和达尔文的论述
的一种普遍误解：弗洛伊德自比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事实与此相反，在弗洛伊德讨论
哥白尼和达尔文的三种场合的任何一个场合中，弗洛伊德都非常谨慎地避免作一种涉及
个人的比较，而是强调哥白尼、达尔文和精神分析理论及其影响的相同之处。他的传记
作家恩斯特·琼斯说（1953，2：45）：“我非常怀疑是否弗洛伊德曾把自己看作是一名
伟人，或者他曾把自己与他认为伟大的人——歌德、康德、伏尔泰、达尔文、叔本华、
尼采——相比”。当玛丽·波拿巴曾评论说弗洛伊德是“兼有巴斯德和康德特点的一个
人物”时，弗洛伊德回答说：“这是非常善于辞令的，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这并
不是因为我谦虚和客气，而是因为事实上毫无根据。我对于我已经发现的东西有比较高
的评价，但是，那并不是我自己的发现或功劳。伟大的发现者不一定就是伟人。有谁比
哥伦布更多地改变了这个世界？他是谁？他是一个探险家。的确，他与众不同，但是，
他并非一个伟人。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可以发现没有其意义的伟大东西，但他是真正伟
大的”。
琼斯（1953，3：304）大胆和直率地“赋予弗洛伊德与达尔文相同的思想人师的地
位。”琼斯实际上早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