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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国家建成了，以后也就没有革命的必要了。然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问世纪和18
世纪革命时期过后的发展，使我们预料到，科学将要进行一系列连续的没有终点的革命。
在这里，不存在这样一个最终的特定的目标：一旦它实现就意味着不再会有革命发生了。
举例来说，牛顿的信徒就充分意识到，还有些领域，比如化学。光学、热学以及生理学
领域，十分需要进行一次科学革命。甚至在地球动力学和天体力学领域内，太阳和地球
的同时运动过程中月球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在科学中，一次成功
的革命也就为进一步的革命制定了一个革命的纲领，而一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至少
在理想上）则有一个最终的革命希望实现的纲领。
革命性科学与社会
科学革命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与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通过策
划或宣传推翻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提出一种可以付诸实践以至有可能导致
一场社会革命或政治革命的理论、进而参与一场革命运动，社会上的或政治中的激进分
子对现行的社会秩序或政治制度构成了威胁。因此看起来，社会中的或政治上的激进分
子，对于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政府的体制、我们的价值系统是一种直接的潜在的危险，
甚至似乎会给我们的家族系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职业带来危险。对于
“富人”和“穷人”来说，显然，这方面的讨论的确与富人更有关系，不过，即使穷人
也可能希望在现行的制度中（哪怕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取得成功并成为富人，因而避开
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科学中的激进分子对科学中现行的知识结构或状态构成了直接的
威胁，但并没有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构成威胁。当然，科学的确会对一般的男男女女的生
活产生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往往只限于一定的程度，并且，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
间接的，是一些实际应用带来的结果。以聚合物化学这门基础科学为例，这门科学本身
对社会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把它用于生产人造纤维，这门科学便对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经济体系、以及可能的就业情况的重新安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于雷达、超音
速飞行、核动力、战胜疾病以及探索空间等等来说也是如此。科学革命实际附带的成果，
就是技术革新，随之而来的是旧的职业消失和新的职业可能出现。
然而，有一些革命思想却遭到普遍反对，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们似乎威胁着一
些对于社会秩序十分重要的信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在外行的读者中，
甚至在一些科学家中，引起了很大的敌意，我们应当看到，这种敌意从本质上讲是没有
科学根据的。并非整个世界真的关心这些技术性的问题，例如：物种的变化、由来和稳
定性，自然选择、生存斗争、或适者生存等等，至少人们并不关心这些表述适用于野生
的动植物还是家庭培育的动植物。不过，对宗教界而言，达尔文进化论的内在含义的确
令人烦恼，因为它对《创世纪》头几页中有关创造物的说明提出了怀疑。人与猿有着共
同的祖先，人在自然界中并不具备自有历史记载以来所有的哲学和宗教给予他的那种独
一无二的地位，这些戏剧性的论断使许多人有了一种名副其实的苦闷感。科学革命的这
一方面——亦即它们对严密的科学领域之外的男人和女人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被称作
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哥白尼学说的内在含义，即人类及其所居住的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被别的星球
取代了，也是一个革命性科学思想中含有意识形态成分的有趣的例子。看起来，当人们
被告之：他所居住的行星已经被从一个固定的中心位置上移走了，它只不过成了（用哥
白尼的话说）“另一个行星，”而且从物理上讲，成了一个相当不起眼的行星，此时此
刻，对他的自尊心肯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打击。约翰·多恩（他大概还没有信奉那些支
持或反对那种新体系的最为简洁的、专门的天文学论证）写道，没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地球就会丢失，而且人甚至不知道到何处去找它：“所有的内在联系都不复存在了。”
马丁·路德对专业天文学（即使有所了解的话）了解的并不多，然而，甚至在没有阅读
哥白尼所写的任何东西时，他就对哥白尼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哲学家、神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及受过教育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考虑整
个物理宇宙和自然界，考虑“自然规律”、宗教或宗教信仰的基础、以及上帝的本质甚
至政府的形式时，他们的思想方式也会受到牛顿革命的影响。不过，哥白尼思想也许最
终超越出了严格的科学范围之外，其影响比牛顿思想更大，这是因为，那种以为人在宇
宙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而且唯人独尊的观点，亦即传统的人类中心说，被哥白尼学说动
摇了。从这方面讲，哥白尼的影响大概与达尔文的影响而不是牛顿的影响更为相似。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把人们对他的革新的敌意与类似的人们对哥白尼思想和达尔文
思想带有敌意的反应进行了比较，他就是根据他个人的痛苦经历和他对历史的长期考察
进行著述的。也许，爱因斯坦革命所引起的，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知识界最大的轰动。
当然，大部分人并不理解爱因斯坦的理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认为，新的相对论物理
学为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这样一种广义的相对主义提供了依据，对于宗教、
伦理和道德方面的“绝对”信仰而言，不再有什么可以站得住脚的标准了。
1973年，在牛津的一次赫伯特·斯宾塞讲座上，卡尔·波普尔对科学革命和意识形
态革命作了区分，这种区分还是很有用的。在他看来，一个是“一种新的理论合理地推
翻一种已被确立的科学理论，”另一个则包含着“对于思想意识（甚至那些把某些科学
结果掺入其中的思想意识）‘社会给予保护’或‘社会予以承认’的所有过程。”“哥
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说明了究竟是怎样“一场科学革命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的，
从而也就例释了科学革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有着不同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组成
部分”（1975，88）。革命这两个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大概是，一场革命也许在科学中
有着深刻的影响，但其构成中却没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场论物
理学的引入，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完成的，它使物理学基础发生了全
面的革命，而且从根本上取代了物理学的牛顿基础，它牢固地根植于有心力这一概念之
中，并且为相对论物理学开辟了道路。尽管从那时起每一位物理学家都意识到，这一学
科已经发生了极为根本性的转变，但是，在对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大胆的改造中，却不含
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量子力学，“物质理论的历史中一次最为根本性的科学革命”
（波普尔，1975，90），也是如此。量子力学革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海森
伯的测不准原理并没有像几年以前的相对论那样抓住公众的想象力，这些事实使物理学
家们长期感到困惑不解。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分子
生物学革命中，也并未含有任何惊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成分。
社会上对科学革命的第二种敌意，也许可以说是对科学的成果和应用的一种反应，
而不是对科学本身的一种反应。由于许多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的迅速进步都是由新的科
学或科学革命导致的，现在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科学和技术看作是同一回事，
甚至有人认为科学应对技术负责。这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在大萧条期间，以科学为
基础的技术革新速度过快的增长，被认为应对所谓的因技术发展而导致的失业负责，以
致于一度出现了一种“暂停科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对我们时代耗资巨大的空间
计划，有些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这样一些人的反对尤为强烈：他们宁愿看到公众的
钱花在改善我们的城市条件或从事其他的社会慈善事业上，而不愿把这些钱花在更新我
们对太阳系和宇宙其他部分的知识上。而且，对于那些以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