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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多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两三部关于不同国家的革命的杰出的历史著作。”紧接着的
一段述及革命和英国。该辞条指出，“尽管大不列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曾经历过许多革
命”，但是英国人使用这个词时特指1688年的革命。关于光荣革命的这个条目后面的署
名是“D．J．”（即谢瓦利埃·德·让古）。
在这些关于政治革命的讨论之后，对科学中发生的革命又作了三个表述。这三个表
述没有专门讨论科学发展中已发生的革命（关于这方面的内容，请参看下面第13章），
而是专门探讨了作为几何学（革命的动力）、天文学（在天文学中，证明存在两种形式
的“革命”：一种是轴向的旋转或循环，一种是轨道的革命）和地质学中的专门名词的
革命。在这三个表述中，最长的是由“O”（达朗贝）所写的对天文学的描写。关于地质
学的条目被冠之以“地球的革命”这一标题。这些被认为是“博物学家”（自然主义者）
给予这样一些“自然事件”的称谓：“在这样一些自然事件之中，我们地球的面貌由于
火、空气和水的作用已在其不同的部分发生了改变，而且现在仍然在变化着”。最后，
还有一个更长的条目，要比论述政治学和科学的条目加在一起的内容长出三倍多，这个
条目就是“钟表学中「所运用」的革命”。这篇论文（署名为“M．罗米利”）探讨了钟
表机构中传动装置的齿轮和组合。
在地质学中使用“革命”一词具有特别意义。revolutions of theearth或earth's
revolutions这样一些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市丰的著作中。例如，在1749年出版的《地球
论》的第二篇论文中，他写道（布丰1954，IO4）：
由于海水的自然运动，以及下雨、冰冻、流水、风、地心之火、地震和潮水等等的
作用，地球的表面曾发生过数以万计的革命、剧变、特殊的变迁和蚀变。我们不可能对
此表示怀疑。
因此他认为地球表面所发生的变化是“自然革命的延续”的结果（p．105）。对
“革命”一词这同一用法还见于布丰的其他著作，尤其是他的《自然的纪期》（Epochs
of Nature）（1779）。该书开始是这样说的（1954，117）：
在公民史（Civil History）中，人们图谋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寻求自己的荣誉，并
且解释古代的碑文以推定人类革命的纪元，确立人类的或公民的（civil）事变＇精神的
事件」的日期，在自然史中人们运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因此有必要钻研世界的档案，
从地球的内部获取古代的遗迹，收集它们的碎片，并且把所有能够使我们回到自然的不
同时代的物质变化的线索汇集到一系列的证据之中。
G．居维叶在1812年极其明显地运用了布丰对历史学家和地质学家的比较。居维叶把
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文物研究家；他“不得不同时学习如何复原过去革命的遗物并且解
释它们的意义”。布丰论述在那些极为久远的年代所发生的变化，论述完全被人们遗忘
的事件以及“在人的记忆之先的革命”（p．118）。在布丰看来，革命显然是连续发生
的，但是这些革命——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自然史领域——决不是循环的。
布丰对“革命”（revolutions）概念的使用后来极大地影响到德国哲学家J．G．赫
尔德。赫尔德的从类历史哲学大纲（1784…1791）》一书第1卷第3章的标题就是：“我们
的地球经历了许多革命以后才变成它今天的样子”。赫尔德被公认为人类学研究和原始
文化科学研究的先驱。他运用一种“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为了人类而存在并且表现出人
所没有的缺陷的低级生命形式。但是，这些低级生命形式不一定就是向人类演化的生物
的先前的状态。他的人类进化论不是人的生物学发展，而是人的文化发展。他的著作把
人类历史解释为“关于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的人的力量、行动和爱好的一
部纯粹的自然史。”人类的文化发展被看作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是人与它周围变化
着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赫尔德遵循布丰的做法（见索特，1910），从由
于水、火和空气的作用而产生的革命方面论述了地球的历史（1887，13：21）。他特别
指出，这其中的某些革命促进了地球的形成，而且他表示希望：“我要活到看见关于最
初创造了地球的最早的根本革命的理论”（1887，13：22）。他说，市丰“只是这门科
学的笛卡尔”，而且，他的假设终将被驳倒，就像开普勒和牛顿这样的人被笛卡尔的假
设超越和取代一样。在谈到“关于热、空气、火的新发现以及它们对地球一物质的结构、
合成和分解的各种影响”，以及电学和磁学的新的“简明的基本原理”时，赫尔德可以
设想一个时间，到那时，地球的结构将会“像开普勒和牛顿解释太阳系的结构那样”获
得完全而确定的解释。
赫尔德相当自然地追循布丰的做法，把“革命”看作是推动地球发展的天翻地覆的
重大事件（《人类历史哲学大纲》第1卷第3章）。他断言：“今天，这种可怕的变化并
不「像在地球历史之初那样」频繁了，因为地球已经停止了它的发展”，这个地球“已
经老了”。但是他认为，正如里斯本大地震所表明的，这样一些革命并未完全终止（18
87，13：24）。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影响
当18世纪进入其第三个四分之一时间的时候，出现了自光荣革命以来最著名的单一
的社会政治事件。今天，在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之后，美国革命——就像它的先驱
光荣革命一样——看来也许并不十分激进，甚至还算不上是一次“革命的”事件。而且，
还有一种保守的政治倾向将美国革命称为独立战争，或者折衷地说，是革命的战争。在
它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美国革命具有一种双重形象。一方面，它是一场激进变革（主
要是回到光荣革命的条件和状态以及它的《权利法令》或《权利法案》——意义上的
“革命”。保守主义者可以支持一场旨在回到或者——如B·贝林喜欢说的——“循环到”
（revolvemnt）一个世纪或者更早以来所有英国人都保证拥有然而却主要受到沃波尔
（1734－1742任英国首相）政府侵蚀的权利。但是，某些激进分子，包括像托马斯·杰
斐逊和托马斯·潘恩这样一些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在革命中看到了某些全新东西的确
立。这就是革命之后不久即被采纳的美国国宝之上的箴目“Novus ordo Seclorum”——
时代的一种新秩序，或者如三十年代末重新解释时所说的——一种“新政”——的意义。
革命，而不是回归到某个比目前好的古老状态的新的内容，体现在杰斐逊《独立宣
言师亮的语调中：“当处于人类的事件之中时，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解除把他们同其他
人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束缚，在地球的力量之中设想自然法和自然之神得以确立的独立的
和平等的地位，就变得必要了”。这里不是眼光落后地维护古代权利，而是关于目前状
况的明确陈述。此外，杰斐逊所说的“公正和平等的地位，既不必从天启之神那里寻找
根据，也毋需基督教圣经的辩护，而是“自然’域“自然之神”的昭示。杰斐逊并没有
像他原来打算做的那样，继续乞求“神圣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而是仍然断言，在特
定意义上说，某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牛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设想他的《自然科学
的数学原理》建立于其上的公理是不证自明的。而且，革命的新奇之处在下述激进的主
张中也被立刻断言：“人类的创造者赋予”人类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
“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法国革命比较早地采用了它的美国前辈使之确定的名字。它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纲领
无论与光荣革命相比，还是与美国革命相比，都前进了许多。而且，正如我早就指出的，
在法国革命之后，“革命”这个词本身一般说来已经失去了任何残余的循环论的意义，
而保留了其纯粹天文学的意义。法国革命不仅爽快地赞同这个词的新的意义；革命中的
事件也影响到以多种方式对革命进行思考。首先，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暴力导致人们对
无论哪种形式的革命都可能带来的不幸结局以及它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