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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叶以来，就开始改变西方面貌的思维模式和所有的文明设施。
此外，巴特费尔德确信：“今天，我是这样一种位置上去了解它的复杂性”，这比
起我们之前这个领域里活跃了2O年甚或50年的前辈来说，当然更加清楚了。他使我们清
楚了：我们（在1949年）没有戴“有色眼镜”，我们也没有“借古喻今”，在20世纪40
…50年代中，“已被揭示的事物，只是更生动地产生了深远的、重要的转变，世界在科学
革命中已经度过了300多年”。革命在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的时代就已经开始。因此，
对巴特费尔德来说，近代科学革命的历史意义随着科学在后来，甚至是近来的发展而增
长和澄清。这有助于去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前辈很少意识到17世纪的意义和近代科学革
命的至上的重要性。为什么他们要关注文艺复兴或18世纪的启蒙运动”。西方文明在17
世纪已获得了它的现代特征，尤其是通过近代科学革命，或在与近代科学革命的关系中
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自基督教产生以来，在历史上一直没有出现可与之相比的里
程碑”。
科学史家们对革命的应用
前面的例子表明，科学中的革命和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突出地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
前许多重要著作家的著作中。此外，这类革命在柯伊雷或巴特费尔德前的最通用的教科
书——W．C．丹皮尔经常再版的《科学史》——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他在1929
年该书初版时讨论了“由哥白尼理论引起的”一场天文学革命；牛顿时代人类理性观的
一场革命；19世纪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的一场“人类思维方式”的革命，还有革命性的物
理学发现以及“生物学领域的一次革命性成果，当时生理学和心理学发现了意识和物质
的联系，同时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丹皮尔也提及了“心理学中的革命”，以及由20
世纪数学和物理学产生出的“一场名副其实的思维革命”。在这部书中，他虽然频繁使
用“革命”这个字眼，但他没有明白展示关于科学革命的发展理论，也没有把科学革命
的概念作为重要的主导思想。另外，近代科学革命也并非他著作的主题。
尽管革命这一主题时常出现，但是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家，
科学史家和科学家们像我们今天这样承认近代科学革命的存在，并把这个思想作为主导
原则，或是普遍意识到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有关科学史的一些重
要的研究既没有提及科学革命的概念，也没有提及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例如，近代科
学革命这个思想在R．K．默顿1938年出版的《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的经典
著作中，明显地没有作为一个技术术语和一种思想出现；而且默顿也没有提及科学革命。
其次，这样的术语也没有在苏联学者B．赫森1931年写的著名文章（1931，1971）中出现
过，这篇文章被看作是对“牛顿原理的社会及经济根源”运用开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同时，在G．N．克拉克1937年出版的一本针对赫森理论的书《牛顿时代的科学和社会福
利》中也没有出现过“近代科学革命”这样的名词；最后，在H．格拉克1952年出版的
《西方文明的科学》的开创性总结中，“近代科学革命”既非主题也非副题，书中涉及
科学时唯—一次用到“革命”这个词，是在提及拉瓦锡化学革命时。
在近代科学的编史工作中，1954年A．P．霍尔的《1500－1800年的近代科学革命》
一书出版堪称一件大事。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当代科学态度的形成”，尽管霍尔（vii，
375）承认H．巴特费尔德著作的重大意义，他的这本书仍是第一部主要论述近代科学革
命的著作。霍尔强调了在16世纪开始出现的“互补”类型的科学发展——“理论概念和
事实发展的两条明确的路线”，在“科学中持续明显地同步发展”（P．37）。他认为
“16世纪的科学精神很自然地从中世纪的成果和进步中发展起来”。通过吸收大量的学
术思想和尽量采用A．柯伊雷的研究思想，霍尔把读者引向伽利略思想的根源——那种导
致他的两项伟大贡献的思想的发展。霍尔发现伽利略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16
38）并没有像伽利略原来设想的那样在动力学中引发一场真正的革命，就如《对话》前
几部分现在只是被看作是“两种宇宙论各自优劣进行比较的论述”（p．77）。他在书中
这部分结束时提出了意义重大的预见：下个世纪“科学的主题是借助伽利略对运动的描
述分析，用笛卡尔力学原理广泛地解释自然”（p．101）。霍尔在每一章都采用了一整
套新的概念分析。科学史传统著作中特有的一系列英雄形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思想
和事实，理论和实验或观察渗透到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大背景中的这段历史。如果说，H．
巴特费尔德像个有无资而又有激情的业余爱好者突然涉猎科学革命史，那么，R．霍尔却
绝对是个有才识的内行。
霍尔以前出版过一本专著，《17世纪的弹道学》（1952），这本书预示了他以后卷
入了对技术史的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并不奇怪他的具有创新意识的一章讨论“近代科学
革命的技术因素”，在这一章中，他阐明了对手工机械传统以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真知灼见。回顾一下，他书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关于科学器械的讨论（pp．237—2
43）——在A．沃尔夫的《16、17世纪科学、技术与哲学史》以及他的论述18世纪的类似
著作中，进一步介绍和阐明了这一论题。霍尔一直在写作近代科学革命时代的科学，并
准备完全重写开创性的著作《科学史》（1983年修订出版）。值得注意的是，他预言从
1500…1800年这个300年内的近代革命时期是历史上最长的革命时期。
近代科学革命史的不确定性
稍作考察即可知道，则世纪有些科学史家和哲学家一直使用着近代科学革命的概念。
然而，在1950年以前，尽管关于近代科学革命和科学上某一次革命的确定的个人观点时
常出现，这些观点却从未有意识地用于组织一场历史学讨论。人们对是否存在近代科学
革命以及革命的性质，组织结构等都不甚感兴趣。我发现在1950年前后史学家和哲学家
们的著作中很少关注这些话题，这和科学家们的著作，尤其是那些大声疾呼反对科学革
命的科学家们的著作形成鲜明对比。早期科学史家们通过对诸如“近代科学革命”这些
词的运用的忽视态度，来表明革命尤其是近代科学革命在科学上所起的作用之微弱。当
今关于科学史的论著中包括以下学者一些各种各样的观点：“A．孔德是首先意识到近代
科学革命并为其命名的”；“近代科学革命”这个惹眼的术语来源于并不久远的1943年，
当时A．柯伊雷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近代科学革命这个词概括了一个时代，并且归纳概
括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特点，我认为这个词最初是由H．巴特菲尔德在1948年首次使用的”。
据我所知，追溯科学革命概念的起源唯一严肃的努力得出的结论是：“1755年，D．狄德
罗引进了科学革命的概念”。这些例证说明学术传统中并没有包含贯穿20世纪的科学革
命和近代科学革命的主题。
20世纪50年代，近代科学革命理论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特费尔德和
柯伊雷的努力，柯伊雷的《伽利略的研究》于1939年在法国出版，此书成为大战的牺牲
品，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才出现在学术界。但巴特费尔德和柯伊雷都未更多地推进较小
的科学革命和运用这类概念，这一主题在他们的著作中并不特别突出。所以这个问题留
待T．S．库恩解决，他使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完全认识到科学发展的这一
特点，并把学术界的注意力引向这样一个主题：革命并非仅仅出现在科学中，而且是整
个科学事业的常规。在前几章，我提到这种成就最终与大众对库恩的特殊理论“科学革
命的结构”的认同是无关的。同时我还提到他的影响的重要特色是把学者的注意力从学
术纷争的观念中转移到个别科学家或派系之间的纷争中。库恩的影响可以看成是把学术
界日益增长的对一个大规模的近代科学革命的关注转向个别的小规模科学革命。即使我
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