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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另外又点了一瓶高级葡萄酒——虽然从未听说过，却要价一千两百克朗——喝了一杯后，毫不吝惜地留下剩余的酒转往饭店酒吧。她留下离谱的小费，肯定让员工注意到她了。
她任由一个喝醉酒的意大利年轻人勾搭她好一会儿，他好像有个贵族姓氏，只是她懒得记那么多。他们俩共喝了两瓶香槟，她却几乎只喝了一杯。
十一点左右，这个酒醉的追求者向她靠过来，还大胆捏她的胸部。她将他的手放到桌上，内心窃喜，他似乎并未察觉自己捏到的是乳胶。有时候他们过于喧哗，还引起其他客人不悦。就在午夜前，萧尔斯发现一名搬行李的服务生不断盯着他们看，她便扶着她的意大利男友回他的房间。
他进浴室时，她倒了最后一杯酒，接着打开一张纸，将里头压碎的安眠药倒入。和她干杯后不到一分钟，他便整个人缩成一团，倒在床上不省人事。她替他解开领带，脱下鞋子，盖上被毯，然后将酒瓶擦干净，到浴室把酒杯也擦拭干净后，才回到自己房间。
萧尔斯六点时在自己房中用早餐，七点之前退房。在离开房间前，她花了五分钟擦掉门把、衣橱、厕所、电话与她所碰触过的其他物品上的指纹。
八点半左右，就在电话闹铃响过之后，奈瑟退了马特霍恩饭店的房间，搭上出租车，将行李寄放在火车站的储物柜中。接下来的几小时内，她去了九家民营银行，存放一部分开曼群岛的私人债券。到了下午三点，她已将百分之十左右的债券转换成现金，存入三十个编号账户。剩余的债券则包起来，放进银行保险箱里。
奈瑟还需要造访苏黎世几个地方，但不用急在一时。
当天下午四点半，奈瑟搭出租车到机场后，进入女子化妆间，将萧尔斯的护照剪成碎片，丢进马桶冲掉。信用卡也一样剪掉，分置于五个垃圾桶，剪刀也不例外。九一一事件发生之后，行李箱里最好不要有任何尖锐物品引起注意。
奈瑟搭乘德航GD八九○班机前往奥斯陆，再转搭机场巴士到奥斯陆火车站，然后进入女子化妆间整理衣物。她将属于萧尔斯这个角色的物品——短假发和设计师服饰——放入三个塑料袋，分别丢到车站内三个不同的垃圾桶里；空的新秀丽行李箱放到未上锁的储物柜里；金项链和耳环是可以追踪到的设计师饰品，因此，消失在车站外街边的排水沟里。
经过片刻焦虑而迟疑的挣扎后，奈瑟决定留下那对假的乳胶乳房。
这时，她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便到麦当劳吃了个汉堡暂时充饥，同时将豪华皮箱内的东西移到她的行李袋中，离开时空皮箱就留在桌下。她在路边摊买了一杯拿铁咖啡后，随即去赶搭前往斯德哥尔摩的夜车，刚好赶在车门关闭前上车。她订了一个私人卧铺。
当她锁上卧铺门时，可以感觉到这两天以来一直高涨的肾上腺素终于恢复正常。她打开窗户，不顾禁烟的规定。列车驶离奥斯陆之际，她就站在那儿吸饮着咖啡。
她将清单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任何细节。过了一会儿，她皱起眉头摸索夹克口袋，取出齐莫塔饭店的赠笔，端详几分钟后扔出了窗外。
十五分钟过后，她爬上床很快入睡了。
尾声：最后审核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至十二月三十日星期二
《千禧年》对于温纳斯壮的特别报道整整占了四十六页的篇幅，在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像定时炸弹似的爆炸了。主要内容由布隆维斯特与爱莉卡共同署名。最初几个小时，媒体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这篇独家新闻。就在一年前，类似的报道让布隆维斯特吃上诽谤官司被判刑，似乎也导致他被《千禧年》解雇。因此，一般认为他的可信度很低。如今同一份杂志又刊出同一名记者的文章，而且比前一篇为他惹来莫大麻烦的文章提出更严重的指控，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荒谬到违反一般人的常识。瑞典媒体全都静观其变，充满不信任。
但当晚TV4的“SHE”节目率先针对布隆维斯特的指控重点，播出十一分钟的摘要报道。几天前，爱莉卡已经和主持人吃过饭，并预先提供了独家消息。
TV4的报道抢先了国营新闻频道一步，后者直到九点新闻才赶搭顺风车。这时候，TT通讯社也已发出第一篇新闻稿，标题起得十分谨慎：《遭判刑的记者指控资本家犯重罪》。报道内容改写自电视新闻，但由于TT提及此议题，使得保守的日报与十几家较大规模的地方报纸如火如荼展开行动，趁着报纸付印前重新编排头版。在此之前，各报社或多或少决定忽略《千禧年》的说法。
自由派的日报以社论形式评论《千禧年》的独家报道，那是在中午过后不久由总编辑亲自执笔写的。后来，总编辑去参加一个晚宴时，TV4开始播报新闻。秘书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也许有些内幕”，他却置之不理，还用后来成为经典的名言反驳道：“胡说，要是真有什么，我们的财经记者老早就发现了。”于是，自由派总编辑的社论成了全国唯一猛烈抨击《千禧年》说法的媒体言论。社论中的用词包含了诸如：私人宿怨、以犯罪态度草率报道，并要求采取措施严惩那些无端指控良民的违法乱纪者。但这也是该总编辑在随之而来的辩论中唯一的贡献。
当天晚上，《千禧年》编辑部全员出动。根据原订计划，只有爱莉卡和新任执行编辑艾瑞森需要坐镇办公室接电话。但是到了晚上十点，所有员工都在办公室，另外还有四名昔日员工与六个固定的自由撰稿人在场。半夜十二点，克里斯特开了一瓶香槟，就在此时，一名旧识送来某晚报的一份预排稿，以十六页的篇幅探讨温纳斯壮事件，标题为：《金融界黑道》。第二天晚报出炉时，媒体立刻爆发一阵前所未见的狂热。
艾瑞森的结论是：她在《千禧年》将会工作得很愉快。
接下来一个星期，由于警方开始调查证券欺诈行为，检察官被召集到一块，瑞典股市出现了恐慌性卖压。出刊两天后，商业部长针对“温纳斯壮事件”发表声明。
然而，这波狂热并不意味着媒体对《千禧年》的报道照单全收，毫无批评——因为他们披露的事着实太严重了。但和前一次不同的是，这回《千禧年》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举证：温纳斯壮本人的电子邮件及其电脑内容的复印件，其中包括在开曼群岛与其他二十几国的银行秘密资产的资产负债表、秘密协定，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谨慎的不当获利者绝不可能存留在硬盘中的大错误。不久态势便很明朗了，假如《千禧年》的主张到了上诉法院仍站得住脚——所有人也都认为此案迟早会进入上诉法院——这显然是自一九三二年克罗伊格垮台①后，在瑞典金融界破灭的最大泡沫。“温纳斯壮事件”使得哥达银行的混乱问题与“信托人”投资公司的欺诈案全都相形失色。他的欺诈行为规模实在太大，谁也不敢预测违反了多少条法规。
① 瑞典“火柴大王”克罗伊格（Kreuger）于一九三二年因破产而自杀之后，对世界各地投资人与公司造成重大冲击。
这是瑞典新闻界第一次在报道金融新闻时，使用“有组织的犯罪”、“黑道”与“盗匪王国”等字眼。温纳斯壮和他那些年轻的证券经纪人、合伙人与穿着阿玛尼西装的律师，全都成了一群不良分子。
媒体刚开始发烧的前几天，布隆维斯特躲得不见踪影。他不回电子邮件，打电话也不接。《千禧年》便由爱莉卡全权代表发言，当她接受瑞典全国性的媒体与重要的地方报纸，以及后来愈来愈多的海外媒体访问时，口气就像只满足得呼噜呼噜叫的猫。每当被问及《千禧年》如何获得那许多私人与内部文件时，她总是以不能泄漏消息来源作为答复。
当有人问到前一年揭发温纳斯壮的报道何以出那么大纰漏时，她回答得更加含糊。她绝不说谎，但或许并不完全实话实说。私底下，不面对麦克风时，她会说出一些令人猜不透的话语，几经拼凑便可能让人骤下结论，也因此生出一个谣言，而且很快染上传奇色彩：据说布隆维斯特在法庭上不作任何辩护，并甘愿入狱服刑，缴纳大笔罚金，是因为他若提出证据，必然会暴露消息来源的身份。有人拿他与那些宁可坐牢也不泄漏消息来源的美国媒体典范相提并论，甚至以荒唐无比的谄媚字眼将他形容为英雄，令他十分尴尬。但现在不是澄清误会的时候。
有一点倒是所有人都认同：提出证明文件的一定是温纳斯壮最信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