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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萨拉，后来又到斯德哥尔摩。告诉你吧，我有哈洛德这个父亲，童年也不好过。事后想想，我发现问题在于海莉从未向任何人吐露心事。她很努力地做表面功夫，假装他们是个幸福的大家庭。”
“否认心理。”
“没错。但她父亲淹死后她就变了，她无法再假装没事。在此之前她都……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非常有天分而早熟，但整体说来还是个相当平凡的青少年。在那最后一年，她依然表现杰出，所有考试成绩顶尖等等，但却像是没有灵魂一样。”
“她父亲是怎么淹死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了，从小屋底下的划桨船上落水。他的裤裆开着，血液里的酒精浓度高得离谱，不用想也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是马丁发现的。”
“这个我不知道。”
“真有趣，马丁竟然成了一个真的很不错的人。如果你在三十五年前问我，我会说这家里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的人是他。”
“为什么？”
“海莉并不是唯一受折磨的人。许多年来，马丁都非常安静内向，甚至到孤僻的地步。这两个孩子都过得很辛苦。其实我们都一样。我和我父亲也有问题——我想你应该知道他是十足的疯子。我妹妹阿妮塔有同样问题，我的堂兄弟亚历山大也是。范耶尔家族里的年轻人都不好过。”
“你妹妹后来怎么样了？”
“她现在住在伦敦。她七十年代到那儿在一家瑞典旅行社工作，就住了下来。她嫁人不久便分手，一直没有把那个人介绍给家人认识现在她是英国航空的资深经理。我和她处得不错，但不常联络，也大概每两年才见一次面。她从未来过赫德史塔。”
“为什么？”
“有个发疯的父亲，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可是你留下了。”
“是呀，还有我哥哥毕耶。”
“那个政治人物。”
“你在嘲笑我吗？毕耶的年纪比我和阿妮塔都大，我们一直不是很亲近。在他自己看来，他是个重要得不得了的政治人物，只要保守派能赢，他就有机会进入国会，说不定还能入阁。事实上，他只是瑞典乡下一个平庸的地方议员，而且这很可能就是他职业生涯的高峰与终点了。”
“范耶尔家族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们都彼此看不起。”
“不完全是，我就很喜欢马丁和亨利。而且尽管很少见面，我和妹妹也一直相处愉快。我很讨厌伊莎贝拉，也受不了亚历山大，更从未和我父亲说过话。所以大概是一半一半吧。毕耶呢……应该算是个自以为是的笨蛋，人倒不坏。不过我懂你的意思。我想应该这么说：身为范耶尔家族的人，很早就懂得说出心里话。我们的确是想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嘛，我发现你们全都很直截了当。”布隆维斯特伸手去摸她的胸部。
“我才来不到十五分钟，你就进攻了。”
“老实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的床上功夫很好奇。试试准没错。”
莎兰德生平第一次强烈感觉到需要征询他人意见。问题是征询某人意见就得吐露心事，也就等于要泄露她的秘密。该找谁呢？她实在不善于与他人建立关系。
将电话簿默想一遍后，严格说来有十个人可以视为熟人。
她可以找“瘟疫”，他多少一直都存在她的生活当中。但他绝对不是朋友，也是最不可能帮得了她的人。他不行。
莎兰德的性生活并不像她让毕尔曼误以为的那么单纯，而且发生性关系一向（或至少大多时候）都是由她设定条件、采取主动。自十五岁起，她的性伴侣已超过五十人，平均大约每年五人，这对一个将性爱视为愉悦消遣的单身女孩而言并不算过分。可是这些逢场做爱多半发生在两年的时间里，当时正是她即将成年之前的混乱时期。
莎兰德曾有一度面临重大的抉择关头，却茫茫然不知该如何掌控自己的生活——因为她的未来可能只是另一连串关于毒品、酒精与精神病院强制收容的档案数据。当她满二十岁，开始在米尔顿安保工作后，她觉得自己已略微冷静下来，并掌握住自己的生活。
她觉得再也不必去讨好任何在酒馆里请她喝三杯啤酒的人，也不再因为和某个喝醉酒、名字也记不得的人回家而有丝毫成就感。过去一年间，她只有过一个固定的性伴侣，几乎已称不上性生活复杂——她青少年末期的档案数据曾如此标注。
她发生性行为的对象多半是一群行为放荡的友人之一，她和他们其实不算是一伙人，但因为认识席拉·诺伦而被他们接纳。
她是在青少年末期结识席拉，当时由于拗不过潘格兰的坚持，她正试着要完成成人教育学校的学业。席拉一头枣红色头发、黑色挑染，穿着黑色皮裤，穿了鼻环，腰带上的铆钉和莎兰德一样多。上第一堂课时，她们俩猜疑地彼此互瞪。
莎兰德也不知道为什么，她们就开始混在一块了。莎兰德不是好相处的人，尤其在那几年，但席拉不管她的沉默，硬是拉着她上酒吧。透过席拉介绍，她成了“邪恶手指”①的一员，这原本是安斯基得四名热爱硬式摇滚的少女所组成的郊区乐团。十年后，她们成了一群每星期二聚在“磨坊”酒吧，一面大喝啤酒一面骂男生是废物，并谈论女权主义、五芒星、音乐与政治的朋友。她们也并未辜负这个团名。
① 一种摇滚手势，又称“魔鬼之角”。
莎兰德发觉自己很难融入其中，也很少发表意见，但她们都能接受这样的她。她可以随兴来去，整晚默默坐着喝自己的啤酒也无所谓。她们还会邀她参加生日宴会和圣诞甜酒派对，只不过她通常都没去。
在她和“邪恶手指”来往的五年期间，其他女孩都起了变化：头发颜色变得比较不鲜艳刺眼，买衣服也较常上H&M而非Myrorna二手成衣店。她们或是读书或是工作，还有一个当了母亲。莎兰德觉得只有自己毫无改变，这或许也能解释成她一直滞留在原地。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玩得很高兴。如果说有什么地方能让她有归属感，那就是和“邪恶手指”在一起，此外还连带那些与女孩们为友的男生。
“邪恶手指”会倾听，也会为她挺身而出，但她们不知道她被地方法院判定为“精神异常”。她不希望她们以误解的眼光看待自己。她们不行。
除此之外，她的电话簿上一个昔日同窗都没有。她没有任何人脉或支持团体或政治渠道。那么她该找谁诉说她的问题呢？
也许有一个人。对于该不该向阿曼斯基吐露，她慎重考虑了许久。他说过只要她需要任何协助，可以马上找他。她很确定他是真心的。
阿曼斯基电抚摸过她一次，但他很友善、没有恶意，不是为了展示权力：但她却不太愿意找他帮忙。他是她的老板，这么一来她就欠他一份人情。莎兰德不经意地想到，如果她的监护人是阿曼斯基而非毕尔曼，自己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主意倒也不错，只不过阿曼斯基可能会太当一回事，以至于过度关注而让她喘不过气。他呀……也可行吧。
虽然她很清楚妇女庇护中心的功能，却从未想过前去求助。在她眼里，庇护中心是为受害者成立的，而她从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因此她仅剩的选择便是一如既往——自己的问题靠自己解决。这样绝对可行。
看来毕尔曼律师的未来堪虑。
第十三章
二月二十日星期四至三月七日星期五
二月最后一个星期，莎兰德当起自己的客户，以出生于一九五○年的毕尔曼为第一优先特案。她几乎每天花十六小时进行私人调查，其精密程度前所未有。她利用了她所能取得的所有档案与公开资料，调查他的亲友圈，检视他的财务状况，并详细列出他的教育与职业的每项细节。
结果颇令人丧气。
他是律师，是律师公会的会员，写过一篇有关财经法、相当冗长又极度沉闷的学术论文。他的声誉毫无瑕疵。毕尔曼律师从未遭到谴责。他只被人向律师公会举报过一次——大约十年前，他被指控在一宗房地产秘密交易中居中牵线，但他最后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他的财务状况良好；毕尔曼十分富有，至少拥有一千万克朗的资产。他缴的税比应缴的还多，是绿色和平组织与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还会捐款给心肺学会。他鲜少上媒体，但曾有几次联名声援第三世界政治犯。他住在欧登广场附近乌普兰路上的一栋三房两厅公寓，同时担任该栋共管式公寓委员会的秘书。他已经离婚，没有小孩。
莎兰德将重心放在他的前妻伊莲娜身上。她出生于波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