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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卡又转回来面向泰勒波利安。“这么说，我戴耳环还在身体某个私密处刺青，你也觉得我会对自己造成危害？”
潘格兰忍不住窃笑，但最后将笑声转化成清喉咙的声音。
“不，当然不会……刺青也可以是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的意思是莎兰德不属于这个社会仪式的一部分？”
“你自己也看到了她的刺青奇形怪状，还几乎遍布全身。这并非正常的物恋或身体装饰。”
“比例多少？”
“你说什么？”
“刺青占身体多少比例就不再是物恋，而是精神疾病？”
“你扭曲了我的话意。”
“是吗？那么为什么你认为在我或其他年轻人身上的刺青，是可以接受的社会仪式的一部分，而用来评估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时就变得危险呢？”
“身为精神科医生，我必须纵观全貌，刺青只是一个指标。诚如我先前所说，我评估她的状况时必须考虑到许多指标，而这只是其中之一。”
安妮卡沉默了几秒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泰勒波利安。接着她用非常慢的速度说道：
“可是泰勒波利安医师，你从我当事人十二岁，即将满十三岁的时候开始绑她。当时她身上一个刺青也没有，不是吗？”
泰勒波利安沉吟不语，安妮卡又接着说。
“我想你应该不是因为预料到她将来会开始刺青，才绑住她的吧？”
“当然不是。她的刺青和她一九九一年的情况无关。”
“那么我再回到最初的问题。莎兰德是否曾经伤害过自己，以至于必须将她绑在床上一整年？比方说，她有没有拿刀或刮胡刀片之类的东西割过自己？”
泰勒波利安似乎一度没有把握。
“不是的……我是用刺青来举例说明自戕行为。”
“我们刚才已经达成共识，刺青属于一种正当的社会仪式。我问你为什么将她绑了一年，你回答说是因为她会危害自己。”
“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危害自己。”
“有理由相信。所以说你绑她是因为某种猜测啰？”
“我们作了评估。”
“同一个问题我已经问了差不多五分钟。你说在你照顾我当事人的两年当中，她被绑了一年多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的自戕行为。现在能不能请你举出几个她在十二岁时自戕的例子？”
“例如这个女孩极度营养不良，部分原因就是她拒绝进食。我们怀疑她有厌食症。”
“原来如此。她有厌食症吗？你也看到了，我的当事人至今都还是骨架异常瘦小。”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得长期观察她的饮食习惯。”
“你已经观察了两年的时间。现在你是在暗示你混淆了厌食症和我当事人天生瘦小的事实。你说她拒绝进食。”
“我们有几次对她强迫喂食。”
“为什么？”
“当然是因为她不肯吃东西呀。”
安妮卡转头问当事人。
“莉丝，你在圣史蒂芬的时候真的不肯吃东西吗？”
“对。”
“为什么？”
“因为那个王八蛋在我的食物里加了精神病药物。”
“原来如此。这么说泰勒波利安医师想让你吃药。你为什么不吃呢？”
“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药，吃了会变迟钝，无法思考，醒着的时候老是昏昏沉沉。那个王八蛋又不肯告诉我药的成分。”
“所以你才拒绝吃药？”
“是的。后来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面，所以我也不再吃东西。每次只要食物里加了什么东西，我就会绝食五天。”
“所以你只好挨饿。”
“不一定。几个医护人员会偷偷塞三明治给我，其中还有一个会在深夜给我食物。这是常有的事。”
“这么说你认为圣史蒂芬的医护人员是知道你饿了才给你食物，以免你挨饿吗？”
“我为了精神病药物和这个王八蛋抗争那段时间是这样的。”
“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
“他想给我下药，我不肯吃。他开始把药加进食物里，我就绝食。他又开始强迫喂食，我就把食物吐掉。”
“所以说你有非常合理的绝食原因。”
“是的。”
“不是因为你不想吃东西？”
“不是，我老觉得饿。”
“自从你离开圣史蒂芬之后……饮食正常吗？”
“我饿了就吃东西。”
“我们可以说你和泰勒波利安医师之间发生冲突吗？”
“可以这么说。”
“你被送到圣史蒂芬是因为你朝你父亲泼汽油，使他身上着火。”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他对我母亲施暴。”
“你曾经向任何人解释过吗？”
“有。”
“向谁？”
“我告诉过审讯我的警察、社工、儿童福利人员、医生、一个牧师，还有那个王八蛋。”
“你说‘那个王八蛋’指的是……”
“那个人。”她指着泰勒波利安。
“你为什么这么叫他？”
“我刚进圣史蒂芬的时候，曾试着向他解释一切经过。”
“泰勒波利安医师怎么说？”
“他根本不想听，说是我在幻想，还把我绑起来作为惩罚，直到我不再幻想为止。然后他又试图强迫我吃精神病的药。”
“胡说八道。”泰勒波利安说。
“所以你才不肯跟他说话吗？”
“我满十三岁那天晚上起，就没有再和那个王八蛋说过一句话。我被绑在床上。那是我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安妮卡转向泰勒波利安。“听起来我的当事人之所以拒绝进食，是因为不想吃你强迫她吃的精神病药物。”
“也许她是这么看的。”
“那你怎么看呢？”
“我这个病人异常难对付。我坚持认为她的行为显示她会危害自己，但这或许是解读的问题。然而她很暴力，也表现出精神异常的行为，毫无疑问会对他人造成伤害。她是在企图杀害父亲之后才来到圣史蒂芬的。”
“这点我们稍后会提到。说到你将她束缚了三百八十一天，你会不会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处罚我的当事人，因为她不听你的话？”
“完全是一派胡言。”
“是吗？我从病历中发现，束缚的日子大多都是在前一年……三百八十一天当中有三百二十天。为什么后来不再继续绑了？”
“应该是病人行为有了变化，变得比较不激动。”
“是不是有其他医护人员认为你的方法过度粗暴？”
“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人对于强迫喂食莎兰德等等事件提出申诉？”
“每个人难免都会有不同的评估，这没什么奇怪。可是后来强迫喂食变成一种负担，因为她抗拒得太厉害……”
“因为她拒绝吃那些会让她倦怠委靡的精神病药物。当她不用药的时候便没有饮食的问题，这样的治疗方式难道不是比采取强迫手段更合理吗？”
“请恕我直言，安妮卡女士，我可是医生。我猜我的医疗经验应该比你更丰富。决定应该采用何种治疗方式是我的职责。”
“没错，我不是医生，泰勒波利安医师，然而我并非全然没有专业知识。我除了律师资格外，也取得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心理学学位。这是我专业上必要的背景训练。”
此时法庭安静得可以听见针落地的声音。埃克斯壮与泰勒波利安惊讶地瞪着安妮卡，她丝毫不为所动地继续。
“你治疗我当事人的方法到最后是不是和你的上司，也就是当时医院的主任约翰纳斯·卡尔丁的意见严重分歧？”
“没有，没这回事。”
“卡尔丁医师几年前过世了，无法作证。但在这个法庭有一个人曾经见过卡尔丁医师几次，那就是我的助理律师潘格兰。”
她转过去面向他。
“你能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吗？”
潘格兰清清喉咙。他仍为中风的后遗症所苦，必须集中精神专注于咬字。
“莎兰德的母亲被她父亲痛殴成身心障碍后，无法再照顾女儿，我便被指派为莉丝的受托人。她母亲是永久性的脑损伤，并不断地脑出血。”
“我想你说的是札拉千科吧？”埃克斯壮特意倾身向前问道。
“正是。”潘格兰回答。
埃克斯壮说：“我要提醒你，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极机密的事。”
“札拉千科一再对莉丝的母亲施暴，这几乎不是秘密。”安妮卡说。
泰勒波利安举起手来。
“事情恐怕不像安妮卡女士所陈述的那么显而易见。”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安妮卡问。’
“莎兰德无疑目睹了一出家庭悲剧……某件事引发了一九九一年那场毒打。但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情形如安妮卡女士所说持续多年，它可能是独立的意外事故，或是一时失控的争吵。老实说，甚至没有任何证据指出攻击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