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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潘格兰走了，联系既有社会的另一条线也断了。毕尔曼是个截然不同的人。她绝不可能到他家过圣诞夜。他采取的第一步是设立新规定来管理她在瑞典商业银行的户头。以前潘格兰从不介意改变监护权规定，以便让她处理自己的财务。她自己付账单，也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存款。
圣诞节前一个礼拜与毕尔曼会面之前，她已经作好准备；一到了那儿，她便试着解释前一任监护人很信任她，而她也不曾令他失望过。潘格兰一向让她自己管自己的事，并不干涉她的生活。
“那是问题之一。”毕尔曼敲着她的档案簿说，然后便长篇大论地谈起关于监护权的规定与政府法规。
“他很放任你，对吧？真不知道他怎能不受罚。”
因为他是个疯狂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一辈子都与问题少年为伍。
“我已经不是小孩。”莎兰德如此响应，仿佛这样的解释已经足够。
“对，你不是小孩。但我被指派为你的监护人，只要我还担任这个角色，在法律与经济上就得对你负责。”
他用她的名字开了一个新账户，她得向米尔顿的人事处报备，今后就使用这个户头。往日的美好时光结束了。从今天起，毕尔曼会替她付账单，并且每个月给她一个额度。他表示希望她能提供所有消费的收据，而她每星期可以拿到一千四百克朗——“买食物、买衣服、看电影等等”。
莎兰德每年赚的钱超过十六万克朗，如果全职工作，接下阿曼斯基分配给她的所有任务，收入甚至能加倍。可是她的花费很少，不需要太多钱。公寓的费用大约是每个月两千克朗，尽管收入不丰，储蓄存款账户里却也有九万克朗。只不过以后无法取用了。
“这么做是因为我要负责管你的钱。”他说。“你得为未来存点钱，不过别担心，这一切我会照料。”
我从十岁就开始照料自己了，你这讨厌鬼！
“就社交观点看来，你的情况还不错，不必住院治疗，不过这个社会对你有责任。”
他详细地询问有关米尔顿安保派给她的工作的性质，她出于直觉说了谎。她所描述的其实是她进米尔顿最初几个星期的工作内容，毕尔曼认为她只是煮煮咖啡、整理信件——很适合有点迟钝的人做的工作——因而显得满意。
她不知道自己为何撒谎，但这肯定是明智的抉择。
布隆维斯特和范耶尔待在一起五小时后，当晚大部分时间加上星期二一整天都在整理自己的笔记，将家谱串连成容易理解的完整故事。此时呈现的家族史与他们公开显现的形象天差地别，每个家族都有一些不可外扬的丑事，但范耶尔家却有一箩筐。
布隆维斯特还得多次提醒自己真正的任务不是为范耶尔家族写传记，而是查出海莉的遭遇。范耶尔的传记纯粹只是为了迎合一般大众的口味。一年后，他将得到那笔荒谬的酬劳——他已经在弗洛德拟订的合约上签了名。他希望真正的收获会是范耶尔自称拥有的关于温纳斯壮的资料。但听了范耶尔的讲述，他开始觉得这一年的时间不一定会白白浪费。一本关于范耶尔家族的书价值匪浅。很简单，这个故事太棒了。
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许能找出杀害海莉的凶手——假设她确实被害，而不是死于某件怪异事故。范耶尔认为一个十六岁女孩根本不可能自行离家出走，还在政府官僚全面监督下躲了三十六年，这点布隆维斯特也赞同。但是他也不排除海莉逃家的可能性，也许去了斯德哥尔摩，后来才出事——吸毒、卖淫、被强暴，或是单纯出意外。
至于范耶尔则深信海莉遭到谋害，而且是亲人下的手——有可能与他人连手。他会这么想是因为海莉是在岛上对外交通中断、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车祸事故那几小时的混乱时刻失踪的。
爱莉卡说得对，如果他来是为了破解一桩谋杀悬案，接受这件任务的确太不合常理。但布隆维斯特渐渐发现海莉的命运在家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尤其对亨利而言。不管范耶尔是对是错，他对亲人的指控在家族史中都象征着重大意义。这项指控已经公开三十余年，不仅家族聚会的气氛受影响，也导致怨怒与仇恨，进而动摇公司的根本。因此海莉失踪的探究除了会自成一个章节之外，也为资料相当丰富的整个家族史串起一条红线。无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海莉或撰写家族编年史，都可以从详细列出人物表为起点，这也是他那天与范耶尔第一次长谈的用意。
该家族包括所有四等亲与六等亲的孩子在内共约上百人，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他不得不在电脑里建立一个数据库。他使用的是NotePad程序，这是两名皇家技术学院成员所发明的极富价值的产品之一，只需付一小笔费用便能在网络上使用的共享软件。对于进行调查工作的记者而言，很少有这么好用的程序。每个家庭成员在数据库中都有自己的档案。
他们的族谱可追溯到十六世纪初，当时的姓氏为范耶尔萨。据范耶尔说，这个名字可能源自于荷兰姓氏范·赫尔史塔；若真是如此，族系便可追溯到更久远的十二世纪。
在近代时期，该家族来自法国北部，于十九世纪初随着让·巴蒂斯特·贝尔纳多特国王来到瑞典。亚历山大·范耶尔萨是名士兵，本身并不认识国王，但因带领驻军表现杰出而扬名。一八一八年，他受封赏获得海泽比地产。范耶尔萨自己也有钱，在诺兰买下了大片林地。他的儿子亚德利安出生于法国，但应父亲要求脱离了巴黎的沙龙生活，远走诺兰这个偏远地区的海泽比，负责管理这块产业。他开始利用从欧洲引进的新方法从事农林业，建立了纸浆厂与纸厂，赫德史塔便在工厂周围发展成形。
亚历山大的孙子名叫亨利，他将姓氏缩短为范耶尔，开展对俄贸易，并创立一支小小的商船队，于十九世纪中叶来往于波罗的海诸国、德国与钢铁业发达的英国。老亨利多方发展家族事业，打造出规模不算太大的矿产业，以及几家诺兰地区最早的金属业公司。他有两个儿子，毕耶与戈弗里，范耶尔宗族的雄厚财力便是由他二人打下基础。
“你了解旧有的继承法吗？”范耶尔曾如是问。
“不了解。”
“我也不太清楚。据家族传说，毕耶和戈弗里争得你死我活——他们在家族事业中争权夺利，已经成了传奇。在许多方面，权力斗争威胁到公司的存续，因此就在临终前，他们的父亲决定建立一个制度，让家庭所有成员都能继承到一部分事业——也就是股份。他确实用心良苦，然而最后却导致无法从外面引进有能力的人才与可能的合伙人，反而使得整个董事会全都是家族成员。”
“到今天仍是如此？”
“一点也没错。如果有家族成员想卖掉股份，也只能卖给自己人。
现在，每年的股东会上有百分之五十的家族成员。马丁持有的股份超过百分之十，我卖了一部分给马丁和其他人后还有百分之五。我哥哥哈洛德持有百分之七，但出席股东会的人多半只持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零点五。”
“好像中古世纪一样。”
“很荒谬。也就是说，假如今天马丁想施行某种政策，就得耗费时间去游说，以便争取至少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东支持。这是结盟、派系与阴谋的拼凑结果。”
范耶尔继续讲述历史：
“戈弗里于一九○一年去世，没有子嗣。不，很抱歉，他其实有四个女儿，但在当时，女人并不算数。她们也有股份，但获利的却是家中的男性。一直到二十世纪后女人有了投票权，她们才得以参加股东会。”
“非常开放。”
“不必语带讥讽，当时时代不同。总之……戈弗里的兄弟毕耶有三个儿子：约翰、弗德烈和耶迪恩，全都生于十九世纪末。耶迪恩可以略去不提；他卖掉自己的股份移民到美洲去了。那里至今仍有一个家族支系。不过约翰与弗德烈让公司成了现代化的范耶尔企业。”
范耶尔拿出一本相簿，一面说一面指相片给布隆维斯特看。一九○○年代初的相片中，有两个下巴坚毅、头发梳得油亮的男子，毫无笑意地瞪视着镜头。
“约翰是家族里的天才。他受过工程师训练，有几项新发明取得专利，致力于发展制造业。钢铁成了公司的根基，但业务仍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纺织等等。约翰死于一九五六年，有三个女儿：苏菲亚、梅莉与英格莉，她们是第一批自动获许参加公司股东会的女性。
“另一个兄弟弗德烈是我父亲。他是个商人兼产业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