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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你的意思是说有人忘了告知社会民主党政府？”
艾柯林特点点头。“请各位别忘了费尔丁曾两度执政。每一次联合政府都垮台。第一次他将政权交给于一九七九年组成少数党政府的乌尔斯腾。后来温和党弃守，政府再度垮台，费尔丁于是与人民党联合执政。我猜在那些交接时期，政府内阁应该是一片混乱。也可能只有一小群人知道札拉千科的事，费尔丁首相并不真正知情，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移交给帕尔梅。”
“那么负责的人是谁？”首相问道。
除了费格劳拉之外，其他人都摇头。
“我想媒体一定会风闻。”首相说。
“布隆维斯特和《千禧年》就打算刊载。换句话说，我们陷入了所谓进退维谷的困境。”艾柯林特刻意用了“我们”一词。
首相点头认同。他明白事态严重。“那么我得先谢谢你这么快就来告诉我这件事。通常我不会答应这种没有事先安排的会面，不过部长说你是个谨慎的人，既然不通过正常渠道来见我，想必是有重大事情。”
艾柯林特稍稍松了口气。无论如何，首相的怒火是不会延烧到他了。
“现在我们得决定该如何应对。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也许可以算有。”艾柯林特试探地说道。
接着他沉默许久，费格劳拉只好清清嗓子说道：“我可以说几句话吗？”
“请说。”首相说。
“如果政府真的不知情，那么这项行动就是非法的，行动负责人因为逾越权限而成了犯罪的公务员。如果我们能证实布隆维斯特的所有说辞，就表示国安局内有一群警员长期以来都在从事犯罪活动。那么问题将分为两个部分。”
“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得问问：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谁要负责？一个组织完善的警察机构怎么会发展出这种阴谋？我本身在国安局工作，也很引以为傲。这种事怎么可能持续这么久？这种行动如何隐瞒又如何获得资金？”
“说下去。”首相说。
“将来很可能会出版很多书讨论这第一部分。但有一点很明显，他们一定有资金，而且每年恐怕至少有几百万克朗。我查过秘密警察的预算，并没有发现任何像分配给‘札拉千科俱乐部’的额度。但你们也知道，有些秘密资金由秘书长和预算主任掌控，我无法取得资料。”
首相沉着脸点了点头。为什么管理秘密警察总是有如一场梦魇？
“第二部分是：有谁涉入其中？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应该逮捕哪些人？依我之见，这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您在接下来几分钟内所作的决定。”她对首相说。
艾柯林特不禁倒抽一口气。要是可以的话，他真想往费格劳拉的胫骨踢一脚。她完全省略委婉的客套话，直指首相本人应该负责。他自己也打算最后要作出同样结论，但事先可得迂回曲折地兜好大一圈。
“你认为我应该作出什么决定？”
“我想我们关心的事是一样的。我在宪法保障组工作三年了，我认为这个单位对瑞典民主制度非常重要。近几年来，秘密警察都在宪法体制内恰如其分地工作，我当然不希望丑闻影响到国安局。我们必须知道这起案例只是少数个人犯下的罪行，这点很重要。”
“这种行动绝对不可能是政府批准的。”部长说。
费格劳拉点点头，想了几秒钟。“在我看来，最要紧的是不能让这件丑闻牵连到政府，但如果政府企图掩盖，就可能受牵连。”
“政府并没有掩盖犯罪行为。”部长说道。
“对，可是假设，只是假设，政府可能会想这么做，那么将会引起莫大的公愤。”
“接着说。”首相说道。
“我们宪法保障组为了调查这件事，不得不执行一项本身就违规的行动，也导致情况变得复杂。所以我们希望一切都能合法合宪。”
“我们都这么希望。”首相说。
“那么我建议您以首相的身份指示宪法保障组尽快厘清此事。”费格劳拉说：“以书面下令，授予我们必要的权限。”
“我想你的提议恐怕不合法。”部长说。
“绝对合法。只要有违宪之虞，政府就有权力采取极大范围的措施。如果有一群军人或警察开始实施独立的外交政策，瑞典实际上已经发生政变了。”
“外交政策？”部长不解。
首相忽然点了点头。
“札拉千科背叛了外国政权。”费格劳拉解释道：“据布隆维斯特的说法，他将信息提供给外国的情报单位。如果政府不知情，就等同于政变了。”
“你的论点我明白。”首相说：“现在换我说说我的看法。”
他站起来绕桌子一圈，最后在艾柯林特面前站定。
“你有个非常有才干的同事。她可说是一针见血。”
艾柯林特咽了一下口水，点点头。首相接着转向司法部部长。
“把你的国务秘书和法务司司长找来。明天早上，我就要看到一份特别授权宪法保障组处理此事的文件。他们的任务是确认我们刚刚讨论的事究竟是真是假、搜集证据证明其牵连范围有多广，并找出负责或涉及的有哪些人。文件上不得注明你们在进行初步调查，我也许弄错了，但我以为在这个情况下，只有检察总长能指派初步调查的负责人。但我能授权让你进行个人调查，因此你要作一份正式公开的报告，你懂吗？”
“我懂，不过我想声明一下，我自己以前也当过检察官。”
“我们请法务司司长看一看，究竟该如何措词才正确。总之，调查工作由你一人负责，但可以挑选你需要的助手。如果发现犯罪证据，必须交给检察总长，由他决定起诉事宜。”
“我得查一查究竟有哪些适用条款，不过我想您得告知国会发言人和宪法委员会……消息很快就会泄漏出去。”部长说。
“换句话说，我们的动作得更快。”首相说。
费格劳拉举手示意发言。
“有什么事？”首相问。
“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千禧年》的出刊会和我们的调查冲突；第二，莎兰德一案再过几个星期就要开庭。”
“能不能问出《千禧年》打算什么时候刊登？”
“可以问，”艾柯林特回答道：“不过我们最不想的就是和媒体打交道。”
“至于这个叫莎兰德的女孩……”司法部部长起了个头，随即住口停了一会儿。“如果她真受到如《千禧年》所说的不公对待，就太可怕了。真的有可能吗？”
“恐怕是真的。”艾柯林特说。
“那么我们非得弥补她所受到的这些伤害，尤其绝不能让她再次遭受不公的待遇。”首相说。
“要怎么做呢？”部长问道：“政府不能干涉已经起诉的案子，否则就是违法。”
“能找检察官谈谈吗？”
“不行，”艾柯林特说：“您身为首相，绝不能影响司法程序。”
“换句话说，莎兰德只能上法院碰碰运气。”部长说：“只有当她打输官司后上诉，政府才能插手，或是特赦她或是要求检察总长审查是否可能重新开庭。但这也只有在她被判徒刑时才适用，假如她被判入精神疗养院，政府便无计可施。那是医疗问题，首相无权判定她是否正常。”
星期五晚上十点，莎兰德听到门上钥匙转动的声音，立刻关掉掌上电脑并把它藏进床垫底下。抬头一看，约纳森正要关门。
“晚安，莎兰德小姐。”他说：“今天晚上感觉怎么样？”
“头痛得要命，好像还发烧。”
“听起来不太好。”
莎兰德似乎并不特别因为发烧或头痛感到困扰。约纳森花了十分钟替她作检查，发现晚上这段时间她的体温又急剧窜高。
“你过去几个星期复原情况那么好，现在却得强迫卧床休息，真是遗憾。很可惜你至少还得多待两个星期才能出院。”
“两个星期应该够了。”
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陆路距离约一千九百公里，理论上开车约需二十小时，实际上二十小时只能到达德国北部与丹麦交界处。星期日天空乌云密布，当化名“三一”的男子来到连接丹麦与瑞典的俄勒海峡大桥中央，天开始下起倾盆大雨。他于是减慢车速，启动雨刷。
三一发现在欧陆开车真是要命，因为路上每个人都坚持开在错误的一边。他在星期五上午将行李装上货车，从多佛搭渡轮到法国加来，然后经由列日横越比利时，在亚琛通过德国边界后，由高速公路北上汉堡，再继续前往丹麦。
他的同伴“巴布狗”在后座睡觉。他们轮流开车，除了有几次暂停一小时休息外，一直都维持九十公里的时速前进。这辆车已是十八年的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