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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隆维斯特可以清楚地想象那几天在范耶尔宅院里上演的情景。前几个小时肯定因为桥上事故而混乱不已——因为无法招来支持人力，也因为大家多少都认为这两起不幸事件发生在同一地点且几乎是同一时间，当中必定有所牵连。当油罐车被拖走后，莫瑞尔警探走到桥上，以便确认海莉没有在意外的转折下成为车下亡魂。布隆维斯特发现这是警探唯一不合理的举动，因为车祸发生后，确实有人在岛上看到失踪的女孩。
经过慌乱的二十四小时后，他们对于情况可能忽然出现好结局愈来愈不抱希望，反倒是逐渐出现两种理论。尽管悄悄离岛确实很困难，莫瑞尔仍不肯忽视她离家出走的可能性。他决定发出全面通告寻找海莉，并下令赫德史塔的巡警仔细留意这名失踪女孩。此外他也派出一名刑事组同仁去讯问巴士司机与火车站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任何人见过她。
一再收到否定的报告后，海莉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开始升高。最后这个理论便主导了接下来几天的调查工作。
据布隆维斯特看来，在她失踪两天后，大型搜索队的工作进行得很有效率。组织搜索行动的是有过类似经验的警员与消防队员。海泽比岛上的确有一些几乎无法到达的地点，但毕竟只是小小的区域，一天下来便已完成全岛的地毯式搜索。一艘警船和两艘志愿加入的彼得松游艇也尽可能地搜寻环岛水域。
第二天，搜索行动依然继续，但人力减少了。这次出动巡警再次扫视特别崎岖难行的路段，和一个被称为“要塞”的地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兴建的一群小型防御工事，如今已弃置。当天他们也找过小洞穴、井、蔬菜储藏窖、附属建筑物和村里的阁楼。
搜索行动于女孩失踪第三天停止时，正式记录内容透露出沮丧的意味。莫瑞尔当然还不知道，其实当时他的调查已经到了尽头，后来再也没有突破。他很困惑，也努力地想找出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该到什么地方搜索。海莉仿佛从人间蒸发，而亨利也从此开始了长年的磨难。
第九章
一月六日星期一至一月八日星期三
布隆维斯特看资料看到三更半夜，主显节①这天很晚才起床。范耶尔的屋外停了一辆海蓝色新款沃尔沃。就在布隆维斯特伸手握住门把的同时，有个男人也正好开门出来，两人几乎撞在一起。那人似乎在赶时间。
① 主显节（Epiphany Day），纪念耶稣基督向外邦人（东方贤士）显现的日子，为每年一月六日。
“有什么事吗？”
“我找亨利·范耶尔。”布隆维斯特说。
那人眼睛一亮，随即面带微笑伸出手来。“你想必就是来帮亨利整理家族史的麦可·布隆维斯特，对吧？”
他们互相握了手。看来范耶尔已经开始散播布隆维斯特为何来此的“官方”说法了。那人相当肥胖——无疑是长坐办公室与会议室的结果——但布隆维斯特一眼就看出相似之处，他的脸和海莉十分相像。
“我是马丁·范耶尔，”那人说道。“欢迎来到赫德史塔。”
“谢谢。”
“前不久我在电视上看过你。”
“好像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过我。”
“温纳斯壮……在这屋里不太受欢迎。”
“亨利提起过。我还等着听后半段的故事。”
“他几天前跟我说聘请了你。”马丁笑着说：“他说你很可能是因为温纳斯壮才接下这份工作。”
布隆维斯特略一犹豫后决定说出实情。“那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老实说，我需要暂时离开斯德哥尔摩，而赫德史塔就在适当时机跳出来了。至少我是这么想。我无法假装那件官司没有发生过。而且无论如何，我都得入狱服刑。”
马丁点点头，表情忽然转为严肃。“你能上诉吗？”
“这么做一点好处也没有。”
马丁瞄一眼手表。
“我今晚得到斯德哥尔摩，所以非快点走不行。我过几天就回来，到时候再请你过来吃饭。我真的很想听听那场官司究竟是怎么回事。亨利在楼上，你就进去吧。”
范耶尔坐在工作室的沙发上，茶几上摆了《赫德史塔快报》《工商日报》《瑞典日报》和两份全国性的晚报。
“我在外头遇见马丁了。”
“他正赶着去拯救帝国。”范耶尔说：“要咖啡吗？”
“好的，谢谢。”布隆维斯特坐下来，一面狐疑范耶尔似乎很开心。
“报上提到你了。”
范耶尔将其中一份晚报推过来，翻开那一页的标题是“媒体短路”。执笔的是一名专栏作家，曾任职于《财经杂志》，一向以幸灾乐祸地嘲笑每个热衷于某议题或是惹祸上身者而闻名。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斗士，一个也跑不了。这位作家似乎并没有自己拥护的单一信念。如今在温纳斯壮案结束几个星期后，他开始向布隆维斯特开炮，将他形容成一个大白痴，而爱莉卡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媒体花瓶。
有谣言传闻：尽管《千禧年》的总编辑是个穿迷你裙、会在电视上闹别扭的女权主义者，杂志社却已濒临瓦解。几年来，该杂志的存续全仰赖编辑们成功营销的形象——年轻记者采取调查式的报道，揭露商界丑闻。这套宣传伎俩对于信仰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听到这类讯息的年轻人或许有效，上了地方法院却靠不住。小侦探布隆维斯特最近已经体会到了。
布隆维斯特打开手机，看爱莉卡有没有来电。没有留言。范耶尔一言不发地等着。布隆维斯特察觉到老人是想让他打破沉默。
“他是个笨蛋。”布隆维斯特说。
范耶尔笑了，却又说：“也许吧，但他却没有被法院判刑。”
“没错，而且永远不会。他从未说过什么有创意的话，老是搭着顺风车，然后用最苛刻又不至于惹祸上身的言词对人落井下石。”
“这些年来我树立了不少敌人。要说真正学到什么教训，就是绝不打必败无疑的仗。不过，也绝不能让任何侮辱你的人逍遥自在。等待时机，等你有力量的时候加以反击——即使你已无须反击也一样。”
“谢谢你分享你的智慧，亨利。现在我想听你谈谈你的家族。”他将录音机放在两人中间的桌上，按下录音键。
“你想知道什么？”
“我已经看过第一本讲义夹，关于失踪与搜索的资料，但里头提到太多范耶尔家的人，我需要你帮忙一一介绍说明。”
莎兰德站在空荡荡的走廊，眼睛直盯着“毕尔曼律师”的铜制门牌将近十分钟后，才按了门铃。大门的锁“咔嗒”一声开了。
今天是星期二。他们第二次会面，她有不好的感觉。
她并不怕毕尔曼——莎兰德几乎没有怕过任何人、任何事。但话说回来，这个新监护人令她感到不安。他前一任的潘格兰律师温文有礼又和善，和他完全不同类型。但三个月前，潘格兰中风，尼斯·艾瑞克·毕尔曼便根据某种官僚作业顺序接收了她。
莎兰德接受社会与精神病监护十二年，其中两年在儿童诊所时，光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今天好吗？”她就从未给过相同答案。
她满十三岁时，法院根据少年保护法，判决将她关进乌普萨拉的圣史蒂芬儿童精神病院。这项判决主要是基于她情绪不稳，可能对同学甚至她自己施暴产生危险。
每当老师或任何相关工作人员试图和这个女孩谈论她的感觉、感情生活或健康状况，她总是沉着脸不说话，眼睛死盯着地板、天花板和墙壁，令人备感受挫。她会交叉手臂，拒绝接受任何心理测验。她对于一切针对她所进行的评估、衡量、制图、分析或教育的反抗也反映在学校功课上——校方可以将她带进教室，也可以把她绑在椅子上，却无法阻止她不听课、不拿笔作笔记。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却没有拿到证书。
正因如此，就连要诊断她的精神缺陷都有莫大困难。总而言之，莉丝·莎兰德就是个难应付的人。
她满十三岁那年，法院也决定指派一名受托人来维护她的利益与资产、直到她成年为止。这名受托人便是潘格兰律师，尽管一开始相当艰难，他却做到了精神科医师与其他医师办不到的事。渐渐地，他不但赢得女孩一定程度的信任，也获得些许温暖。
十五岁时，医师们多少认同了她没有危险的暴力倾向，也没有急切伤害自己的迹象。她的家庭被归类为不健全家庭，又没有其他亲戚可以照料她，因此法院判决莎兰德理应从乌普萨拉的儿童精神病院释放，并透过寄养家庭慢慢重返社会。
这段历程并不轻松。她在第一个寄养家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