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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进行电话监听，而无须作任何解释，甚至无须向上级报告。他效法的对象是在美国中情局扮演类似角色的传奇人物詹姆斯·安格顿，而且两人也有私交。
“小组”成了“单位”内部一个微型组织——不属于、平行且凌驾于国安局其他部门。这也产生了地理位置的影响。“小组”的办公室在国王岛，但为了安全考虑，几乎整个团队都从总局搬到东毛姆区一间有十一个房间的公寓里。该公寓已悄悄改造为防御式办公室，二十四小时都有人驻守，因为忠心耿耿的秘书伊莲娜·巴登布尔克就住在最靠近入口处的两个房间里。她是个难能可贵的同事，深得古尔博的信任。
在组织里，古尔博与手下雇员皆是不见天日——他们的资金由一笔专款供应，但隶属于警察局或司法部的国安局正式架构中却完全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任务是处理最敏感的敏感事务，就连国安局局长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中的秘密。
因此到了四十岁，古尔博已经爬到一定的地位，采取行动无须向任何人报备，并可以对任何人启动调查。
古尔博很清楚“特别分析小组”有可能变成一个政治敏感的单位，因此工作内容的描述故意含糊不清，书面记录少之又少。一九六四年九月，首相埃兰德签署一道命令，明确指示拨款给“特别分析小组”，因为其任务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十分重要。在某日的下午会议中，国安局副局长弗朗克提到了十二件性质类似的事，这便是其中之一，于是文件盖上了“极机密”章，归入国安局的特殊机密档案。
首相的签字代表“小组”已是合法机构，第一年的预算为五万两千克朗。古尔博心想，预算这么低倒是高明的手法。如此一来，设立这个小组显得只是例行公事。
更广义地说，首相签字表示他认为确实需要有个单位来负责“内部人员管控”。同时也可以解释为首相准许成立一个团体，顺便监视国安局以外一些特别敏感的人物，其中包括首相自己在内，也正因为如此而产生了潜在的严重政治问题。
古尔博发现杯中的威士忌喝光了。他并不贪杯，只不过这一天和这一趟行程着实漫长。人生至此，他已经不觉得多喝一两杯威士忌有何要紧。于是他又倒了一点点格兰菲迪威士忌。
他所遭遇过最敏感的问题，当然就是帕尔梅事件。
古尔博还记得一九七六年选举当天的每个细节。那是瑞典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选出保守派政府，最令人遗憾的是首相由费尔丁担任，而不是远比他更胜任的哥斯塔·波曼。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帕尔梅被打败了，为此古尔博大可松一口气。
在国安局走廊上的午休闲谈中，大伙曾不止一次谈论帕尔梅担任首相的合适度。一九六九年，维涅遭到解职，因为他说帕尔梅可能是颇具影响力的克格勃干员。单位内部不少人有同感，以当时的气氛而言，他的想法在单位里根本不受争议。只可惜他却是在访问北博滕时，与拉希南逖郡长公开讨论此事。拉希南逖惊讶不已，立刻向部长报告，维涅也随即被召见，与部长一对一进行说明。
令古尔博丧气的是，帕尔梅可能与俄国方面接触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尽管“小组”努力不懈试图发掘真相，找出关键证物，却一直毫无所获。在古尔博看来，这并不代表帕尔梅是清白的，而是他特别狡猾聪明，不太可能和其他苏俄间谍犯同样的错。帕尔梅让他们年复一年遭受挫败。到了一九八二年，当他第二度当上首相，他的问题再次浮现，后来斯维亚路响起刺客的枪声后，这事便不再重要了。
一九七六年是“小组”麻烦不断的一年。国安局内部——也就是真正知道“小组”存在的少数几人当中——出现了不少批评声音。过去十年间，有六十五名国安局雇员因为被认定政治立场不可靠而遭到解雇，然而其中大多数都一直提不出证据，因此有些非常资深的人员开始怀疑“小组”是被一群偏执的阴谋论者所把持。
有个案子涉及国安局于一九六八年聘雇的一名人员，古尔博个人认为他不胜任，如今回想起来仍让古尔博忿忿不平。那人是贝格林巡官，瑞典陆军中尉，后来才被发现是苏军情报单位GRU的上校。古尔博曾分别四次试图赶走贝格林，但每次都受阻。直到一九七七年，连“小组”以外的人也开始怀疑贝格林，局面才有所转变。这件事成了瑞典秘密警察史上最大的一宗丑闻。
七十年代前期，对“小组”的批评与日俱增，到七十年代中，古尔博曾听到多人提议删减预算，甚至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部门。
有批评就表示“小组”的未来受到质疑。那一年，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了国安局优先处理的目标。就间谍活动而言，这是他们历史上悲惨的一章，主要应付的都是与阿拉伯或亲巴勒斯坦分子鬼混的迷途青年。秘密警察内部的大问题是应该赋予人员管控组多大的特权去调查瑞典境内的外国公民，或者继续由移民组负责管理。
由于这场堪称秘密的官僚内斗，“小组”觉得有必要派出一名可靠的同事，以加强管控——其实就是监视——移民组的人员。
这项任务落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于一九七〇年进入国安局，无论就身家背景或政治忠诚度来看，都绝对有资格与“小组”的人员共事。他利用空闲时间加入一个所谓“民主联盟”的组织，社会民主派的媒体则称之为极右派团体。在“小组”里面，这不构成障碍，因为还有另外三人也是民主联盟成员，而且联盟的成立，“小组”其实提供不少助力，也贡献了一部分资金。这名年轻人便是通过该组织获得“小组”的注意与网罗。
他名叫古纳·毕约克。
札拉千科实在太走运了，一九七六年选举日那天走进马尔姆警局寻求庇护时，受理人刚好是这个叫毕约克的年轻警官，他当时是移民组的主管，而且已经和最高秘密组织牵上线。
毕约克马上意识到札拉千科的重要性，便中断谈话，并将这个叛逃者安置在大陆饭店的房间内。毕约克紧急通报的人是古尔博，而不是他在移民组那个有名无实的上司。他打电话时，投票站刚刚关闭，所有迹象都显示帕尔梅输定了。古尔博也刚回到家，正在看电视上的选举报道。听到年轻警官的激动陈述，一开始他还半信半疑。后来他开车到大陆饭店——距离他今天待的房间不到两百五十米远——便接手掌控了札拉千科事件。
那天晚上，古尔博的一生起了巨变。“机密”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分量。他随即察觉到有必要为这名叛逃者建立一个新架构。
他决定将毕约克纳入“札拉千科小组”。这是合理的决定，因为毕约克已经知道札拉千科的存在，将他纳入总比冒着风险将他排除在外的好。于是毕约克从移民组调到东毛姆警局的一间办公室里。
在接下来一连串的戏剧性发展中，古尔博打一开始就决定只告诉国安局的一个人，那就是已经大致了解“小组”活动的秘书长。秘书长将消息压了几天后，向古尔博解释说叛逃事件太重大，非得报告国安局局长，政府也必须知情。
那时候，新任国安局局长知道内部有一个“特别分析小组”，至于“小组”真正的工作内容却只有模糊概念。他最近刚上任，负责收拾一般称为“资讯局事件”的残局，而且已准备在警界平步青云。秘书长曾私下告诉局长，说“小组”是政府下令成立的秘密单位，可以不依循正常作业程序，外人也不得质疑。只要问题可能得到令人不快的答案，这位局长便从来不问，相当于默许了。他接受这个事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特别分析小组”的玩意，而且他什么都不能过问。
古尔博满意地接受了现况。他下令要求绝对保密，就连国安局局长在办公室谈论此事也得特别谨慎。局长也同意由“特别分析小组”来处置札拉千科。
即将卸任的首相当然无须告知。由于政局变天，新任首相费尔丁忙得团团转，整个心思都放在任命部长以及与其他保守党派协商上面。一直到新政府成立一个月后，局长才带着古尔博开车到首相办公室所在地罗森巴特，向新任首相报告。古尔博根本不赞成告诉政府，但局长坚持立场——若不向首相报告，在宪法上站不住脚。古尔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想说服首相别让札拉千科的相关消息泄漏出他的办公室，他坚称没有必要让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或其他政府官员知情。
苏联一名重要的情报分子向瑞典寻求庇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