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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拒绝与医师交谈。
另一方面，她会有礼貌地和护士、厨房人员和清洁妇说话，这点被注意到了。有位名叫卡萝琳娜的护士十分友善，莎兰德对她也有一定程度的信任。护士问她为什么这么做？莎兰德露出疑问的神情。你为什么不跟医生谈？
因为他们不听我说。
她的回答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一种与医师沟通的方式。她留意到这类说词全都会写入资料记录中，证明她的沉默完全是理性的选择。在圣史蒂芬的最后一年间，莎兰德不常被关进隔离室，而每次被关总是因为什么地方惹恼了泰勒波利安医师，好像医师一把目光移到她身上，她就会故意捣乱。他一次又一次地尝试，想要突破她固执的沉默，迫使她注意他的存在。
有一度医师给莎兰德开了一种精神病的药，会让她呼吸困难、无法思考，进而导致焦虑。她便拒绝吃药，结果医师决定由医护人员每天强喂她三颗。
由于她激烈地抗拒，医护人员不得不强将她按住、撬开嘴巴，再逼她吞咽。第一次，莎兰德立刻将手指插入喉咙，吃过的午餐全吐在最靠近的一名人员身上。后来他们喂药时会先将她绑住，于是她学会不用插入手指也能呕吐。由于她顽固抵抗，加上这一切也为工作人员造成额外负担，这才停止药物治疗。
刚满十五岁，她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回斯德哥尔摩和寄养家庭同住。这番改变令她震惊不已。当时泰勒波利安还不是圣史蒂芬的负责人，莎兰德敢肯定这是自己得以出院的唯一理由。假如由泰勒波利安作决定，她恐怕到现在都还被绑在隔离室的床上。如今她看着电视上的他，不知他是否幻想着自己终究能再度照护她，又或者她年纪已经太大，引不起他的遐思。当他提到地方法院裁定不让莎兰德住院治疗时，主持人显得很愤慨，但似乎又不知道该问些什么。没有人能出面反驳泰勒波利安。圣史蒂芬的前主任已经去世，当时主审莎兰德案子、现在又有点被半强迫地接下剧中坏蛋角色的地方法院法官也已退休，不肯向媒体发表意见。
莎兰德在瑞典中部一家报社的电子报上，看见一篇令人瞠目结舌的文章。她读了三遍后关上电脑，点了根烟，坐在窗边坐椅的宜家家居软垫上，气馁地望着外头的灯光。
“她是双性恋。”
儿时玩伴说道。
因涉及三屍命案而遭追缉的二十六岁女子，据说性情古怪而内向，极难适应学校生活。尽管多次尝试让她加入，她始终是圈外人。
“她显然有性认同的问题。”她少数亲密的同学之一约翰娜回忆道。
“很早就能明显看出她与众不同，而且是双性恋。我们都很担心她。”
文章继续描述一些这个约翰娜记得的片段。莎兰德不禁皱起眉。她既不记得这些片段，也不记得有个亲密友人叫约翰娜。事实上，她压根想不起有任何人能称为她的密友，或有任何人曾在她就学期间试图拉她加入某个团体。
文中并未注明这些事情发生的时间，但她十二岁就休学了，也就是说这位担心她的童年友人想必早在莎兰德十岁，也可能十一岁时，便发现她的双性恋倾向。
在上星期如潮水般涌出的荒谬文章当中，引述约翰娜的这篇对她的打击最大。这虚构得太明显了。撰稿记者若非碰上了渲染狂，就是自行捏造。她默记下记者的名字，加入将来要调查的名单当中。即便是以“社会的失败”或“她始终未得到该有的帮助”等等标题批判社会、内容也较正面的报导，也无法撼动她目前身为“全民公敌”的地位－－一个因一时失去理智，连续谋害三名令人敬重的公民的杀人犯。
莎兰德颇为入迷地读着这些诠释她人生的文章，并发觉大众的了解有个明显的漏洞。虽然媒体似乎能毫无限制地取得她一生中最机密的细节，却完全忽略了发生在她十三岁生日前夕的“天大恶行”。被公开的资料从她上幼稚园到十一岁，中间跳过去，接着又从十五岁离开精神病院后接下去。
警方调查小组里面一定有人向媒体提供信息，却不知为何缘故，决定隐瞒包括了“天大恶行”的那一部分。她十分诧异。因为假如警方想强调她有作恶的倾向，那么她档案中的这份报告应该是截至目前最具杀伤力的。她正是因此被送入圣史蒂芬。
复活节星期日，莎兰德开始更密切注意警方的调查动作。将媒体资料经过筛选后，她已大致了解参与的成员。检察官埃克斯壮是初步调查的负责人，通常也是记者会上的发言人。真正的调查组长则是刑事巡官包柏蓝斯基，这个男人有点太胖，对媒体发言时，老穿着一套不合身的西装站在埃克斯壮旁边。
几天后她确认茉迪是组上唯一的女性探员，毕尔曼的死便是她发现的。她还注意到法斯特和安德森的名字，却完全忽略了霍姆柏，因为所有文章都没提到他的名字。她在电脑上为每个组员建立了一个文件夹，并开始填入资料。
有关警方调查进展的资料当然是存在调查探员使用的电脑内，而他们的资料库也必定是存放在警察总局的伺服器。莎兰德知道要入侵警局内部网路异常困难，但也绝非不可能。她就曾经成功过。有一回，在替阿曼斯基执行任务时，她摸索出警方内部网路的架构，并评估入侵刑事记录加以篡改的可能性。当她试图从外部入侵时，彻底失败了－－警方的防火墙太过精密，还设了各式各样的陷阱，一不小心便可能招惹注意对自己不利。
警方的内部网路是相当先进的设计，它有专属的线路，阻绝了与外界及网际网路本身的连结。换句话说，她需要的最好是一个正在查她的案子、有权进入网路的警员，否则便退而求其次－－让警方内部网路以为她拥有权限。就后者而言，幸好警方的资讯防护专家留下了一个漏洞。全国各地的警局都会上连到这个网路系统，其中有几个是地方的小单位，不仅夜里没有人员留守，也经常没有警铃或安保人员巡逻。韦斯特罗斯郊区的隆维警所便是一例。该警所与公共图书馆及地区社会福利部位於同一栋大楼，面积约一百三十平方米，白天所里有三名警员。
那一次，莎兰德没能入侵系统，进行当时的调查工作，但她认为若能投入一点时间与精力取得通行权限，或许能对未来的调查有所帮助。她想尽各种方法，最后到隆维图书馆申请暑期打工。她利用打扫的休息空档，只花了十分钟便从地图部门拿到整栋大楼的详细蓝图。她有大楼的钥匙，但当然不包括警所的钥匙。不过她发现夏天夜里为了散热，四楼洗手间的窗户都不关，从那里很轻易就能爬进警所。警所的巡逻任务外包给一家安保公司，每晚大概巡查一次，顶多两次。可笑。她约莫花了五分钟，便在所长的桌垫底下找到使用者名称与密码，接着则是一夜的尝试探索，以便了解系统的架构并确认他有哪些通行权限，又有哪些是超出地方单位的权限之外。同时她还额外取得两名当地警员的使用者名称与密码，其中一人是三十二岁的玛莉亚·奥托森，莎兰德从她的电脑得知这位女警最近请调到斯德哥尔摩担任反诈骗组探员，而且获准了。这个奥托森可让莎兰德中了大奖：她竟然将自己的戴尔个人笔记本电脑放在没有上锁的抽屉里。原来奥托森是用专属的个人电脑办公，太好了！莎兰德启动电脑，插入存有Asphyxia 1。0程式－－她的间谍软体的最初版本－－的光碟，将软体下载到两个地方，一个融入微软浏览器正常运作，另一个则放进奥托森的通讯录做备份。莎兰德认为即使奥托森买了新电脑，也会将通讯录复制过去，说不定几星期后当她就任新职，还会将通讯录复制到斯德哥尔摩反诈骗组的电脑上。莎兰德也将软体灌入警员们的台式电脑，以便从外面蒐集资料，而且只要窃取他们的认证码，她就能篡改刑事记录了。然而这么做必须非常谨慎。警方的资讯防护组作了设定，假如有任何地方警员在下班时间登入系统，或是修改次数急剧增加，电脑会自动发出警报。如果她企图搜寻地方警员通常不会参与的调查行动的资料，便可能启动警报系统。
过去一年来，她和骇客夥伴“瘟疫”合作试图掌控警方的IT网路，不料困难重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但在这个过程中却也累积了近百个现有的警员认证码，可以随意借用。
这是“瘟疫”所作的突破，因为他成功地入侵警方资料防护组组长的家用电脑。此人是在公家单位服务的经济学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