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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两处节省，而后不至亏空……余平日自誓不欲身后留余财，亦不宜留债与后人耳。
可见这一年府中生活支出异常地多，竟至于将一万八千两养廉银全花光，还借了外债。曾国藩只好命纪泽减少厨房开支，从嘴里省钱。
第二是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开支。这是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的支出项目。
作为一方诸侯，总督身边当然有一个直接为他服务的办公及后勤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事务，往往多达百人。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给他们开支。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干部，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支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这种状况今天听起来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清代，却是国家定制。这种奇怪的设计，最主要原因是皇帝们的小气和偷懒。除了每年给督抚们发发工资外，中央政府就不用考虑总督一级的行政经费支出了。从表面上看，这会给国家节省大量财政经费，也会迫使官员体系大为精简，十分符合精兵简政的要求。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精简却使督抚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上引曾国藩信中有“惟署中所用弁仆妪婢等太多”一句，所谓“弁仆”中就包括许多承担日常后勤及行政工作的仆役。
这项开支已经十分不合理了，清代的财政制度中居然还有比这更匪夷所思的规定，那就是总督还要自己负责一部分地方事务支出。
清代各地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要交送给中央，小部分存留在地方衙门，作为地方开支。由于专制制度的自私性和短视性，使皇帝们只重视中央财政，留给地方的数目很少。因此一个人当上了总督后，就会发现，有许多地方上开支，都没处去报销，只能由他自己掏腰包解决。
比如，按国家规定，总督作为一省或数省绿营兵的最高统帅，要定期对绿营兵进行检阅，以保持军队战斗力。既然检阅，就要对表现优秀的士兵进行奖励。而这份奖金，国家不出，要总督自己出。
在督抚们的诸多不合理负担中，有一项最具有代表性，那就是皇帝与督抚们的通信费。作为督抚大员，每年需要频繁地给皇帝送奏折汇报工作。奏折事关国家机密，需要多名干员专程护送，这笔路费每年平均不下千两，路途遥远的省份花费更多。如李绂在广西巡抚任时，开列该衙门日用花费的账单中有“赍折二人路费，每次用银一百两，臣任内（一年半）共十八次，共用银一千八百两；赍表笺本章驰驿弁役，每次二人给路费四十两，臣任内共十三次，共用银五百二十两”的记录。这项支出皇帝一样不管，让督抚们自掏钱包。
除了这两项之外，还有许多地方事务，比如兴修水利、赈恤灾伤、资给孤贫及病故人员等，虽有国家的专项拨款经费，但总是远远不够，要督抚们自行筹措。筹措的办法通常是号召大家捐款，而督、抚在捐款中自然需要带头，有时甚至干脆就由督抚全出。这也是督、抚们常遇到的额外支出。比如：
（江西湖口县城）道光以后，城久不完。又遭粤逆蹂躏，砖石无存。咸丰七年克复后，曾文正公国藩论奏湖口地方要紧宜城，自捐八千串；彭公保玉麟捐钱四千串，余皆民捐，照旧重建山城。
也就是说，湖口县城破坏已久，曾国藩认为此地重要，必须修城墙。于是和彭玉麟二人共同带头捐款，带动民间捐助，重建此城。
此虽咸丰七年之事，曾、彭亦非当地守土之员，但由此事也可见官员在地方建设中经常扮演的角色。
那么，一位总督一年到底支出多少呢？雍正年间，刘世明在福建巡抚任职时具折奏道：“巡抚衙门一切需用……酌量于不丰不啬之间，每年不过一万四千五百金。”而直隶总督汇报，他一年需要二万四千九百两，才能勉强过活。大致说来，雍正时期总督、巡抚要维持正常开支，每年所费在八千至两万多两不等。到了晚清，物价较雍正时期上涨约二倍到三倍左右，地方事务繁杂程度也成倍增长，督抚们的办公机构人员较雍正时更膨胀至少三倍以上，使得总督的支出银两每年动辄以十万计。
三
如前所述，在雍正皇帝发放养廉银之前，一位总督的合法收入仅为一百五十五两的年薪。即使加上五百八十八两的补贴，总数也不过七百四十三两。
在雍正实行养廉银改革之前，解决收入与支出之间这近万两至数万两的巨大差额，唯一的办法就是“陋规”。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民靠土地吃饭，木匠靠手艺赚钱。督抚们只能靠他们的权力来换取经济收入。对一位总督来说，所谓“陋规”，就是下属各官员和衙门给他“进贡”。
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抚白潢在奏折中向皇帝汇报当地的陋规收入，说其总数达到七万四千四百两。
“陋规”又称“规礼”。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陋规的五项内容：一是节礼，下属官员在节日所送，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或者盐商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从这份清单可以清楚地看出，白潢所收到的“规礼”由“规”和“礼”这两部分组成。所谓“规”，是由下属部门送的，上述的“漕规”、“盐规”、“关规”以及“钱粮平头银”即是。而所谓“礼”，则是官员们以个人身份送的。白潢所说的“节礼”就是。
那么，这些“规”和“礼”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四
我们先来看看“规”。“规”的来源，用今天的话说是各部门的“附加税”和“乱收费”，过去则叫“耗羡”或者“加征”。
皇帝们不但不考虑总督衙门的支出需要，对州县等衙门同样基本不予考虑，每年只留给象征性的少得可怜的几个钱用。然而，州县事务花钱处也很多，从兴修公共工程，到官场上的应酬吃喝，每一笔都不在少数。因此，基层官员们在向百姓征收税赋时，通常都要比国家规定的多收一些，这就叫“耗羡”或者“加征”。多收的钱，一部分如“耗羡”的“耗”字本意一样，用于抵偿运送税粮过程中的损耗和路费。更主要的，则是用于地方开支。这一部分，国家从未正式承认过，但实际上却是默许的。
但问题是，多收多少，国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黄仁宇说，传统中国的一大弊病是“不能在数目字儿上管理”，朝廷没心思替他们差异化细算每一个地方每一级政府的具体支出需要，因此也就没法为各地制定附加税标准。因此基层政府对此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征收多少，实际上是地方官的“良心账”。既然如此，大多数地方官员自然就“不讲良心”，尽可能将征收额扩大，以所余部分肥己。本来应该在正税之外多收百分之十，最后可能变成百分之二十、五十，乃至百分之百甚至二百。
所以，这种“附加税”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合理”的，也就是地方政府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另一部分是“不合理”的，也就是纳入私囊的部分。这部分成了地方官员们致富的主要途径。
因为其他衙门特别是上级衙门不可能听任那些有税收权的官员独享这巨大的好处。一方面，上级衙门同样需要解决行政经费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上级怎么可以听任自己不如下级富裕呢？这实在既不合天理，也不近人情。所以自然而然，“附加税”还要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方式就形成了“陋规”。
“陋规”之“规”都来自那些有钱有权的部门。
“钱粮平头银”来自负责征收田赋的州、县官，各州县会拿出相当多的附加税送到布政使衙门，名义上是作为布政使衙门的办公经费。布政使衙门再分一部分送给总督，就是“钱粮平头银”。
“漕规”来自漕运管理部门，也即粮道衙门。所谓漕运，就是由南方征收大米，运送到北京供京师食用。漕运部门在国家规定的数额之外，每年要加征各种“漕项”。这笔好处要在整个官场上分肥，其中就包括送给总督的“漕规”。
再说“盐规”。盐商因为政府特许他们垄断经营的权力，皆获厚利，所以每年要集体给官员们送上好处。同理，“关规”则是各税关把多收的附加税分肥给上司。
“规”实际上涵盖了所有有油水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