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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曾国荃）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破城前即已人心汹涌如此，破城之后的情形自然可以想见。而曾国荃对这股凶暴的贪婪之潮完全听之任之，此际所部欠饷极多，他想以此作为对湘乡老乡最后的报偿，甚至当赵烈文劝他整顿纪律时，他居然发了脾气：
傍晚闻各军入城后，贪掠夺，颇乱伍。余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余恐事中变，劝中丞再出镇压。中丞时乏甚，闻言意颇忤，张目曰：“君欲余何往？”余曰：“闻缺口甚大，恐当亲往堵御。”中丞摇首不答。
后来虽然在赵烈文的极力坚持下，贴出了禁杀告示，但谁都知道这只是表面文章，根本无人执行。
湘军的抢劫行为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遍及曾国荃部几乎所有成员。诸位高级将领们首先做出了极鲜明的示范：
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伪忠酋系方山民人陶大兰缚送伊营内，伊既掠美，禀称派队擒获，中丞亦不深究。本地之民一文不赏亦可矣，萧又疑忠酋有存项在其家，派队将其家属全数缚至营中，邻里亦被牵曳，逼讯存款，至合村遗民空村窜匿。所恨中丞厚待各将，而破城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全大局。
连曾国荃的幕府文案也乘机抢掠：
是日文案委员有至城（者），见人幼子甫八岁，貌清秀，强夺之归。其母追哭数里，鞭逐之。余诸委员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以为厌，惟见余至，则倾身障之。
长官如此，普通士兵的疯狂掠杀当然更如虎添翼，以致其情状惨绝人伦：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担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
城中遍掘坟墓求金。
这场大劫难持续时间很长，直到一个多月后，南京城内仍然纷乱不止，湘军甚至互相劫掠：
城中各军尚纷乱不止，兵勇互相掠夺，时有杀伤。本地人有自泰州挈眷来者，兵勇利其妻财，指为余党，搂（掳）其妇女，括其囊箧而去。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烧大杀大抢，每个无名小卒全都发了横财。他们不仅将城内的金银财物洗劫一空，甚至连建筑物上的木料也拆下来，从城墙上吊出，用船运回湖南。“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顿时整个长江中千船百舸，联樯而上，满载从天京抢来的财物妇女，日夜不停地向湖南行驶。
直到同治四年春，回湘的船队在长江上还连绵不绝。湖南一位读书人杨恩寿在长江上见到衣锦还乡的湘军将士的船只，仍惊愕于其财富之多，气派之大：
邻舟有客声，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旁有小弁夸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从未习战攻。习战攻，必终凶，何如高垒坚壁死不出，待贼自遁尾贼踪。岂知贼势亦疲癃，久据孤城城已空，饥餐树皮食人肉，猛兽落阱鱼釜中，一时涣散如沙虫；大军乃得振旆入，捷书飞奏红旗红。吁嗟乎，杀运终，贼技穷，将军静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从容，十年方博茅土封。
经过这场大劫掠，“江宁货尽入军中”，太平天国惨淡经营十余年，其转移到天京的大量财富，大多都成了湘军的囊中之物。而曾国荃“老饕”之名从此满天下。有野史说：
闻忠襄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
二
天京之战，曾国荃一战成名，不过所成却是贪名恶名大于功名美名。以前安庆等抢劫，知闻者尚局限于当地和湘军内部。对曾国荃“良田美宅”的评品指摘，则多来自其湘乡老家。这一次不同了。湘军由南京运输战利品回湖南这一情景，距离既远，时间又长，数量又是如此巨大，为长江上下诸省人民所共见。由于南京地位的重要，朝廷还特意派出重臣，到南京明察暗访。“朝廷……派富（明阿）将军来，托言查看旗城，其实僧王有信，令其访查忠酋真伪及城内各事。泊船水西门，见城上吊出木料、器具纷纷，颇有违言。”湘军的行径，一时哄传遍及全国，直至上达“天听”。
关于曾国荃在此次抢劫中的收获，经过重重传说渲染，达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
一说天京城破后，曾国荃得部下所献明珠一串，其珠“大于指顶，悬之项下，则晶莹的铄，光射须眉。珠凡一百零八颗，配以背云之类，改作朝珠”。
又说：“（曾国荃）于天王府获东珠一挂，大如指顶，圆若弹丸，数之，得百余颗；诚稀世之宝也。又获一翡翠西瓜，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识者曰：‘此圆明园物也。’”
这些传说有鼻子有眼，更有种种如同身见的细节，更增加了其流传的魅力。但是这类传说漏洞太多。比如这个“翡翠西瓜”就做了太多野史传说的道具，从和财宝到曾国荃赃物再到慈禧棺中，我们不能不说这些野史的作者想象力太差了些。
那么，曾国荃在南京大劫掠中到底有没有暴富呢？
让我们还是继续来看赵烈文的说法。赵烈文当时由曾国藩派驻曾国荃军中“督导工作”，湘军屠城之惨状他记得非常真实，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的下述陈述是假的：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言及沅师收城时事。师云：“本地人尚知感激，若非各营统领猎取无厌，岂非万全美事。”余云：“沅师已实无所沾，但前后左右无一人对得住沅师耳。”师云：“沅浦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
同治六年七月二十日，他和曾国藩聊起曾国荃攻天京后的事。“谈问沅师收城时事。余曰，沅师坐左右之人累之耳，其实子女玉帛无所与也。”
按这种说法，虽然部下后来向他进贡，必不能免，但当时曾国荃本人并没有直接把手伸向子女玉帛。因此，曾国荃在天京之劫中虽有所收获，但绝不是湘军中收获最多之人。
除了赵烈文以外，还有一些人为曾国荃辩解，他们所言，大抵也有说服力。比如说此为“诬蔑不经之词。其兄弟皆总师多历年所，而国荃甲子（指同治三年）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其姻娅曹襄纪为予言之最详，湘绮先生亦谓曾氏昆季皆非富”。
确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不能轻易套在曾国荃头上，因为仅凭合法收入，曾国荃就可以把他的家产说得很清楚。曾国荃自咸丰七年至同治三年，都是湘军重要统帅，如果按前文所算年收入五千四百两计，六年收入三万二千四百两。这与“国荃甲子乞病归，倾所储，置田屋，实不过银三万而已”相符合。
至于人传曾国荃家产百万，那已经是他担任总督多年之后的事了。徐珂在《清稗类抄》中说：“湘乡两曾之富，文正逊于忠襄，世所知也。然忠襄资财亦不及百万，不若近今疆吏之筮仕数年可致千万也。（徐）花农（琪）兄之次女杏文适忠襄之嫡长孙慕陶侍郎，尝言：‘忠襄身后，仅有田六千亩，长沙屋二所，湘乡屋一所。’”
《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郭嵩焘在驳斥王运《湘军志》时说过：“曾国荃亦无百顷田。”百顷为一万亩，不过百顷，则其田产不过几千亩。
说曾国荃资财不及百万，乃是指一生的积蓄而言。带兵六年之后，他还当过数任巡抚，以及接近七年（光绪十年至十六年）的两江总督，其收入亦极可观。按照当时大家流传的关于总督一级每年陋规收入的算法，所得当在二百万以上。相比郭嵩焘从广东离任，行李船六十只，我们确实不能说曾国荃贪污得很厉害。
近代名人小传上还进行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辩解：
国荃官鄂抚，至即劾官文提用公款，时文势方煊赫，使己亦有贪行，安敢为此？其后文党佛尔国眷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