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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满足了体制的惰性的同时，这些行为给军队带来的危害却是灾难性的，军队因此失去起码的战斗能力，不能正常行使自己的职能。各级军官精力全部用来捞钱，“近闻各省营务，如提、镇大员，一味养尊处优，全不习劳”，“所谓训练操防，全属有名无实”。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应召陈言时，曾上过一道《议汰兵疏》，其中对当时全国军队的状况做了如下概括：
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斗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他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
针对以上情况，林则徐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第二节 曾国藩的“高薪”政策
曾国藩不是军人，也从来没有摸过武器。但是他毕竟从道光二十九年起，兼任过数年的“兵部左侍郎”（约等于今天的国防部副部长），加以他以经世致用为志，注意讲求实情，因此对大清国家武装情况有较一般人远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他对国家军队的看法与林则徐不谋而合：绿营腐败习气已经“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
在曾国藩看来，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赤地立新”，自己动手，练出一支崭新的有战斗力的队伍。所以，抵达长沙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就复奏，要在长沙“立一大团”，参照“前人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训练一支新的军队。这就是湘军的缘起。赤地立新，为的是根除旧式军队的贪财怕死之风。
曾国藩深知薄俸制是绿营八旗风气败坏的源头。要保证新军有良好的作风，就要对士兵实行厚饷原则。
湘军陆军正勇每月口粮四两二钱，较绿营马兵口粮多一倍，战兵口粮多三倍，守兵多四倍，除个人生活外，还可以补助家庭。
对于军官，曾国藩更采用高薪养廉政策。湘军一个营官的月银，相当于绿营参将平均月银的两倍半，为守备的月银六倍。连曾国藩也不能不承认“章程本过于丰厚”。
湘军的财政制度，主要依靠从主帅到各级军官的相互信任与道德砥砺，而不依靠会计制度和审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湘军财政上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巨大的灰色空间，比如截旷制度。
国家统计的军饷，是足员足月的全额。但一年当中，军队常有兵员死亡、退伍或者被淘汰，以新兵补充。新旧兵员不可能当天衔接，这中间会有空缺。空缺时的饷银就节省下来，叫作“截旷”。
李鸿章带淮军几十年，截旷和扣建积累巨大。他把其中一部分银子存在直隶藩库中，作为自己的“小金库”，死后还存有八百万两。在离开直隶总督之任时，他将其全部移交给后任王文韶，而没有私支滥领，一时传为佳话，王文韶因此赞李“公忠体国，廉介可风”。可见这笔钱如果积累起来，为数实在不少。
王运在《湘军志·营制篇》中说，湘军军官“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金，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
在这样高的薪酬水平下，湘军军官不用刻意贪污，即可发家。曾国藩就说：“章程本过于丰厚，故营官无人不发财。闻周凤山家已成素封矣，其余积资置产者甚多。”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我们如果仅以统一万人级别计算，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比做侍郎时的六百二十两足足增长了八点七一倍。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
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是朝廷编外部队，军饷主要来源靠“自筹”，自己想办法解决。湘军的所有大的收入、支出，都由曾国藩一人负总责，对军饷拥有绝对的支配权。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在三千五百万两左右，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曾国藩幕府的粮饷筹办机构，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第三节 最清廉俭朴的军队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
咸丰五年一年，他没有寄钱回家。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江西寄信给诸弟说：
余往年在京，曾寄银回家，每年或百金或二百金不等。一以奉堂上之甘旨，一以济族戚之穷乏。自行军以来，仅甲寅冬寄百五十金。今年三月，澄弟在省城李家兑用二百金，此际实不能再寄。盖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身不苟取。以此风示僚属，即以此仰答圣主。今年江西艰困异常，省中官员有穷窘而不能自存者，即抚藩各衙门亦不能寄银赡家，余何敢妄取丝毫！兹寄银三十两，以二十两奉父亲大人甘旨之需，以十两奉叔父大人含饴之佐。此外，家用及亲族常例概不能寄。
我们可以判断，曾国藩从军之后，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他当初所发的那个“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出山时，曾国藩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军队这个贪污之薮对自己的考验。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中他信誓旦旦地说：“国藩奉命以来，日夜悚惕，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君父，即借以号召吾乡之豪杰。”
既然对家乡父老发下了“不爱钱”的誓言，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在从军不久，就大笔寄钱回家，折损清名，贻人口实。曾国藩在家信中也是这样坦承的：“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当然，发誓在军中“不要钱”，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因此，在以身作则的同时，他对军中廉政建议抓得很紧。他反复告诫军官们说：“欲服军心，必须尚廉介。”他对下属们反复申说：“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上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截旷而后议之也。”
湘军建立之初，曾国藩对各营开支细项皆要逐项审查，后期因事务繁杂，军队扩充太快难以做到，但对发现贪污中饱私囊的行为严惩不贷，从不姑息。副将杨复成、彭得胜因克扣军饷，曾国藩上奏朝廷“正法”处之。
曾国藩的湘军风气，因此与众不同。
咸丰十一年七八月，后来成为曾国藩幕僚的赵烈文第一次来到湘军东流大营中，看到湘军军营风貌与他地迥然不同。
当时全中国的军队当中，主帅穿着破旧衣衫，军官们穿着都如农民，来了客人来不及备饭的，仅曾国藩的湘军一家。因此赵烈文才感动到“可为流涕”的地步。虽然采用厚饷高薪政策，但和低薪制的国家正规军比起来，湘军耗用的军饷数却是很低的。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三年春，清廷用绿营兵九万七千七百余，费时二年多，用饷即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而曾国藩的湘军，从咸丰三年起到同治三年止，前后十二年，人数由初起一万七千人增至后来的十二万人，也仅花二千九百万两左右。由此可见湘军整体上的军事效率和节约程度。
在曾国藩的带领下，湘军建立起了廉洁俭朴的军风。湘军高级将领，大多数都是廉者。胡林翼就说，湘军主要将领都不像其他军队那样贪污军饷：“涤师清节冠时，凡湘人如罗山、迪庵、厚庵、璞山、荫渠均不以军饷自肥。”他又说，不光高级军官如此，即使中层和底层小军官，也都保持着正派作风，这正是湘军战斗力的源泉：“楚军之地皖北者，如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