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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禄只能满足开支的四分之一。
从表面上看，“低薪制”为国家节省了财政开支，其实惩罚的是奉公守法的清廉之员，方便的是贪墨之徒。俸薄如此，“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国家不得不对官员们“灰色收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此使得官员贪污舞弊成为半公开的必然。
贪污舞弊的前提是手里有可支配的免费或者低成本资源。京官，特别是翰林院这样的清水衙门里的京官，绝少这样的资源，但是在近乎绝境的经济状况压迫下，许多京官还是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许多京官因此绞尽脑汁，寻找发财门路，甚至替外官跑关系、找门路，落点手续费和跑腿钱。许多人因此生活得也不错。
曾国藩却没有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因为他已经发誓“学做圣人”。在曾国藩的资料档案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曾国藩营求私利的记载。这一年曾国藩收入账中只有替人办诰封收入十六两这一笔，算是帮人办事所得的收入。这类收入在当时社会是京官可以获得的半合法收入，不算贪墨所得。
第五节 发誓不靠升官发财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道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发出这样一番誓言的背景，是入京为官的曾国藩以“学做圣人”作为人生目标，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我砥砺。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
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精研理学、“学做圣人”之志。然而“学做圣人”也是一份可怕的条约。签订了这份条约，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理学设定的路径，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是理学家。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生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
清代清官多出于康熙朝。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而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薄俸制的精髓在于“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能塑造出这种不吃草的马儿的只有理学。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轩倪“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弘“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
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
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官至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
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前仆后继，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极为认真的。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之日起，曾国藩开始了“日课”，即工楷认真书写日记，细细检索自己这一天的一切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甄别出来，深刻反省。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可以反衬出今天的公务员生活是何等幸福。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第六节 大大地阔了一把
当然，京官们的生活也不是毫无希望。清代政治体制中为京官特别是翰林们提供了一个摆脱贫困的管道是“得差”，即被派到外地办理公务。在出差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大量的“灰色收入”，发一笔小小的横财。这是京官生涯的最重要财政补给站。
翰林们最容易得到的差使是乡试主考。乡试主考官通常由朝廷派出。国家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所以对主考官待遇颇厚。担任主考，可以先从户部领取部分路费。
正如同混乱的薪酬制一样，差旅费也是一笔糊涂账。所谓预支，事后所余并不需缴还。而考官出行，例由沿途驿站付给夫马，不必自己出银，故此一项，可以省出一笔银子。
乡试结束时，地方官场要送给主考官员“辛苦费”。这笔钱多由一省的督抚或学政来转交，往往高达数千两。这笔收入，会使一个穷困的翰林一夜“暴富”。此外还有中举者的贽敬等收入。
所以曾国藩在日记家信中多次提到希望得一次差。道光二十二年年底他说：
我在京该账尚不过四百金，然苟不得差，则日见日紧矣。
道光二十三年，朝廷举行了一次“考差”，选派去各省主持乡试的官员。身为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对这次考试期望极大，为了准备这次考差，他甚至预先服起了补药：
男因身子不甚壮健，恐今年得差劳苦，故现服补药，预为调养，已作丸药两单。考差尚无信，大约在五月初旬。
也许是曾国藩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他鸿运当头，从大批京官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此时正是他经济极度紧张的时候，真是久旱逢甘雨。
曾国藩当然大喜过望。得信之后，曾国藩立刻忙了起来。首先给家人朋友写信汇报此喜信，然后兴兴头头借轿子、雇轿夫、领银子、借银子、买衣服、做衣服、到兵部领勘合、交割手中杂事……
七月初九，曾国藩出京西行，一路心情愉快之至，吟诗作赋不绝。这一天的日记写道：卯初（早上七点）起行，雨后朝旭，清气可飧。西山在望，万尖如笋……未初过白河沟，慨然思明成祖与李景隆之战，得句云：“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
作为一省的正考官，这次任务所获收入曾国藩记有账目。现存账目部分内容如下：
入银数：
四川省城
公项二千四百两。
制台百两。（宝）
藩台百两。（潘）
道台吴（珩）百两。
道台张百两。
领盘费四百两。
内帘十二人共五百一十三两。
首县轿银四十两。
魏祝亭五十两。
张赞周二十两。
刘遐亮百两。
将军五十两。
周荔农五十两。
贺美恒四十两。
黄宝斋四十两。
贽敬共五百两。
李石梧五十两。
陶莲生三十两。
傅秋坪十六两。
方仲鸿二十两。
崇荷卿十二两。
姜海珊二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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