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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
确实，“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功能强大的计算机，不就是建立在最简单的只有“1”、“0”两个字的二进制基础之上吗？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我们大部分今人也并不比他更笨。他只是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的大脑。“智慧愈苦愈明”，是他的切身体会。
三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曾国藩却不是这样。因为“笨”，曾国藩在一切知识面前都十分谦虚，不敢稍有成见，不敢戴有色眼镜去读书。因为“笨”，曾国藩不想省力，不想借用别人的脑子，每本书都要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以他一生视野广阔，无书不读，无学不窥。
理学家多有学术洁癖。他们多以诸子之学为邪僻之说，不屑一顾。比如，曾国藩的好朋友罗泽南就坚决排斥佛、老及诸子之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淫邪”，都不利于世道人心，必灭之而后快。
曾国藩却是一个杂家。他一生于书无所不读，尤好诸子之书，且嗜之甚甘。老子的简约博大，庄子的心灵自由，墨子的雄心苦力，法家的坐言立行，都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推崇诸子皆豪杰之士，去孔子并不甚远：“豪杰之士所见类不甚远。韩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除了传统士大夫致力的经史，曾国藩对一般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案牍之文”也很感兴趣。在曾国藩眼里，无处不是学问。因为怀抱经天纬地之志向，所以他的眼光极为开阔。所谓“案牍之文”，也就是历代“文件汇编”，内容当然枯燥乏味之至。然而曾国藩却认为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智慧，有志于拯救中国社会，这样的文章不可不读。
曾国藩爱看地图，研究地理。《曾国藩年谱》说曾国藩在工部任侍郎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较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可以说，除了佛家外，曾国藩对他所能接触到的所有书籍都有涉猎研究。事实上，对于佛家，他也并非没有兴趣。他曾经多次向赵烈文讨教佛理，只是因为兵火连天之中静不下心，没有深入下去。
除了书本之外，曾国藩还从自身生长的土地中汲取了大量知识。曾国藩虽然是三榜进士出身，却终生对他那个没读过书的祖父敬服不已，在家书中经常引用祖父的话来教育子弟。这位终生没有出过湘乡县的乡下老人确实也有一些来自泥土的不凡见解。他劝弟弟曾国荃在官场上不可逞一时之快时说：“星冈公教人常言：‘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又云：‘怕临老打扫脚棍。’……望弟平平和和作一二年，送阿兄上岸后，再行轰轰烈烈做去。至嘱至嘱！”曾国藩平生凡事算出三步以外，特别是功成之后，能迅速解散湘军，妥善解除了功高震主之忧，就与祖父这种凡事要有长远打算的教导有关。
翻开曾国藩家书，引用湖南乡下俗语以及家乡邻里故事处处可见。“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产者为将败之征，又常讥驼五爹开口便言水口，达六爹开口便言桂花树，想诸弟亦熟闻之。”可见农村生活经验构成了曾国藩智慧的重要基础。
可以说，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其中也包括中国神秘文化。
四
曾国藩身体禀赋极为一般，特别是眼睛。从道光二十三年起，他留下的文字中越来越多地提到眼疾给他带来的困扰：“目光昏花”，“无似”，“目光犹苦涩”，“目光昏花作疼，难于久视”。
为了治眼睛，他尝试过几乎所有方法。他吃过无数中药而不见效，后来又亲自研究中医理论，得出“大抵胸多抑郁……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若抑郁不畅则伤木，心不上烁则伤水”的结论，说“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由这个理论出发，他得出了以“平和”二字相勖，治目先治心的治疗思路，结果也无大效。
他从三十六岁时开始使用西洋“增光镜”（老花镜），后来也没有了效果：“近则虽有镜而无甚裨益。”
后来朋友毛煦初送他一副“墨晶镜”，让他遮在眼上，挡风避光，以求保住“左目一隙之光”，也不见效。
许仙屏又送他一块“中空积水”的玛瑙，让用金刚钻打开，取出其中积水，滴在眼中。
他按别人建议，自己每天早起后将两掌摩擦发热，蘸上舌尖的唾液在眼睑上擦八十一下。这些方法都毫无效用。
为了治眼睛，他甚至还试过气功。一个叫马昌明的军官说自己擅长气功，可以用道家内功给他治好眼睛。于是从同治九年八月起，曾国藩天天请他来，“与余对坐，渠自运气，能移作五脏六腑等等”。每天对坐发功四十五分钟。结果是请这个气功师治了二十一天，“而目光毫无效验”。于是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尝试。
在这之后，曾国藩说：“惟目疾难治，近世亦无精于眼科者，不如不治为上策。”
虽然曾国藩的种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从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出他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曾国藩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乐于尝试，勇于尝试，勤于尝试。他不被什么定论先入为主，总是要亲身尝试了，亲眼见到了，才下结论。
他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他在谈到人才时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者“遇事但凭书办、家人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这“四到”的说法与他“十八条挺经”遇事“躬自入局，挺膺负责”的总精神是一致的。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国藩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
五
因为“笨拙”，曾国藩是平实的，谦虚的。曾国藩说：“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他十分瞧不起那些随便评讥古人的轻薄之人。但同时，又是因为“笨拙”，凡事习惯亲身实践，这又使他有资本放言高论，直率地批评古人。
通过大量的实践，他发现，迷信古书的结果常常是错误的：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
他举例说，古代那些赫赫有名的兵书，大多是骗人的。
以书生从戎之始，曾国藩对中国历代传下来的兵书战策十分推崇，曾经苦读恶补。然而，随着实战经验越来越多，他发现这些古书大多是玄而又玄的骗人东西。
他在给尹耕耘的信中说：
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者皆极钝之事，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
他怀疑《史记》中一些战例的真实性，告诉别人，读《史记》、《汉书》不可太拘泥当真：
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
一天，曾国藩与幕僚、将领淡论“军中阵法”，发现“虽同见同闻同局中人，而人人言殊，不足凭信”，遂由此悟出史书记载为什么不可信：“古来史传之不足凭信，亦如是矣。”
他认为，司马迁所载尚不足为凭，则二十三史中其他作者记载的战争，更是文人之见，不足为信：
廿三史除马、班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事，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仆于《通鉴》中之不可信者，皆用笔识出矣。
湘军平江营中有个名叫吴士迈的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