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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776
后 记
这本《人生幸福论》的写成,如果能对读者有所裨益,那么首先应该归功于曹柏峰、刘启林等同志。早在90年代初,他们就提议写一本人生哲学的书。这个建议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阙道隆的大力支持,并决定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国家“八五”
重点图书之一出版,这是很有眼光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面对这个变动着的世界,许多人困惑不解,徘徊不前,更有一些人不辨是非,步入歧途。此时此刻,亟需出版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的人生哲学著作,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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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一些重要问题,以便正是非,别善恶,给人民提供精神食粮,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不幸的是,他们把这项重要任务交给了我。而我,不但缺乏才学,而且缺少时间,除了承担着另一项“八五”重点项目外,还有很多日常事务,实在难以专心著述。更糟糕的是我无法再推脱,只好勉强地接受过来,采用我最不愿意用的办法——组织班子集体写。
组织班子集体写作是写大书、出快书的法子,但是最难做好。除了大家的意见不同,水平不齐,风格不一,极难修改(有时甚至觉得不如自己重写)
之外,还有一个人事关系问题:写作时谁重谁轻,谁难谁易;写成后署名的孰先孰后,报酬的孰多孰少,都要反复斟酌,小心谨慎,以免某人不高兴。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孙春晨、陈升、朱勇辉、苑立强等同志都是具有较高学识的专家,特别是朱勇辉教授是中国工运学院理论部的负责人,陈升教授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科研处长,他们并不高自位置,大家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共同确定主题,拟订提纲,研讨内容,然后分头执笔撰写,合作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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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没有人计较自己的利害得失,有的却是克服各种困难的努力。可以说,这本书的完成主要归功于作者们的同心协力。
每当想起大家围坐在我书房东窗边,于和煦的阳光照耀之下,聚桌研讨的情景,心里便会涌起亲切和温暖的情感。
中国青年出版社重视社会效益,肯出这本可能赔钱的书,许多编辑同志,特别是副总编辑程绍沛同志一直关注着从选题设计直到出版的全过程工作;熊启芳同志仔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王瑞同志协助做了很多编辑工作。
这本书里处处凝聚着他们的心血,无疑,功劳更应当归于他们。我们珍视这次愉快的合作,从内心里感谢这些编辑朋友们的辛勤劳动。
人们常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写书何尝不是遗憾的工作。两年多来,大家尽管经过许多的努力,然而白纸黑字一旦印出来,甚至还未印出来,我们已经感到了其中的许多不足:有些地方论述的深度不够,有些地方联系社会实际有所欠缺,至于理论上的疏漏更是难以避免。我们诚挚地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并盼望以后有机会再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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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编由孙春晨撰写;第二编由陈升撰写;第三编主要由朱勇辉负责撰写,其中,王玉峰撰写两章,任芳撰写一章;第四编由苑立强撰写。陈瑛负责全书的统稿并撰写了“中国古代的幸福观”一章。
陈 瑛194年11月16日于紫竹院昌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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