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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整个经济形势不景气，但我的考试书店却越办越好，谢谢中国的考试制度。”老板的脸上一半是得意，一半是嘲讽，因为这位老板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可每天都有那么多“文化人”在疯狂地为了一个不知是不是真有价值的目标而给他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钱来。
●办班大战使教师也“走穴”
“走穴”这个名词，在我们的概念里只有那些演艺界的明星们才用得着，想不到在高考大战中，我们的那些一直被人们捧至圣人神坛的教师们，也干着“走穴”的勾当，多少叫人感觉不是滋味。
老师的称号是神圣的，就是官做得再大，在老师面前你也得屈膝有礼。历代历朝的皇帝和达官显贵都是这样，不管是真是假，都这么做着给人看的。
就在并不太久前，我们一提到“老师”这个职业，大多数人对它不仅不敬，反而斥之为“一个只有傻瓜才愿意干的行当”。不是吗，“臭老九”的骂名首先使人想起“教书匠”的低工资，又使人想起这些只能整天在教室里写粉笔字，而不可能走出校门搞“第二职业”的先生们；其次是教师永远不可能有分房、得奖金什么的好事，清贫似乎成了“教书匠”的代名词。然而仅仅是转眼间的今天，我们再也听不到有关“老师穷得要造反”、“师范生分配不出去”的消息了。相反，老师成了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和羡慕的职业，因为他们的待遇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房子，全都比别的社会职业要高、要得的容易，而且最重要的是这几乎是个没有任何风险的职业——只要你安心干下去，就等于坐上了“终身平安”的列车，不像社会上其它职业充满了竞争的危机。
教师的被重视与地位的提高，直接原因来自于高考。高考使全国人民都在一种刹不住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狂热巨澜中——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已是今天社会的最明显的特征，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已经严峻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位家长与学生面前。教师因此而成了全社会不可看轻并且必须看重的“香饽饽”。
教师吃香是从被人尊重开始的。那些要求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的家长们，先是对自己喜欢和认为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管好、培养好的老师来点小恩小惠什么的。别小看了家长和孩子给老师的这份小恩小惠，实际上这是使老师这个职业从被人瞧不起到成为今天的“香饽饽“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初次给老师的这种小恩小惠，可能是女人间的一个发夹，一块头巾，男人间的一包好烟一瓶酒什么的。后来就越来越变得“高层次”了。先是有人流行送几十块钱一本的挂历，再就是在神圣的“教师节”时给老师们每人送些鲜花、甚至北京人说的“盒子”（食品之类），再到后来，这些东西已经不在话下了。有一年报纸上说过这样一件事：一位班主任在元旦前总收到各种精美的挂历共计一百多件，最后她不得不动员全家人把这些挂历送亲朋好友。可这也送不了多少呀！还是儿子聪明，说干脆把它“批发”给书商吧。嗨，轻轻松松就这么一倒手，共赚了两千多元呀！尝到甜头后，第二年这位老师公开暗示学生和学生家长必须给她送挂历，而且谁送的多，谁的孩子将与学校评选的“三好学生”挂钩。结果“哗”地学生和家长们给她送了两百多件挂历，“挂历换三好生”因此被新闻媒体上电视曝了光。到现在再玩挂历已经是不行了，而那些花呀食品呀也见鬼去吧。背着学生和家长的面，几位老师常常把嘴巴往上一抬，说：谁稀罕那些东西！当然，学生家长们明白得很，现在是要钱了，要现钱了。给吧——于是在学校每年的开学前、开学时、分班前、考试时，还有平时不定时的许多机会里，家长们又“自觉自愿”地把一个个包装得十分精致的红包以十分体面的方式送到了自己孩子的老师手中……这已经并不是什么秘密了。在北京、上海、广州，还有甘肃、西安、湖南等等富城市与穷省份，我都从学生家长与某些认为”分配不平”的老师口中知道了上面的这类“交易”。这还不算什么，有些家长为了让老师（特别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给自己的孩子一些“偏食”，便不惜塞起“红包”来，数字嘛当然有多有少，一二百是拿不出手的，千儿八百也不算多。家长说了，现在在任课的老师那儿花掉一两干元，总比以后因为找个重点中学每差一分要交一万元省许多吧！因为如果参加高考少了几分，那就是害了孩子一辈子的大事，那时可就不是几万元十几万元的事了！家长们心里是这样想的。老师们后来也知道了家长们的心态，于是自己收上一两千元也觉得心里找到了平衡，不再感到有失体面。再说体面值几个钱？全社会都进入市场经济了，我们当老师的出卖自己的时间和劳动，也应当有回报嘛！一切都似乎显得合情合理，惟有中国传统的师生情与神圣的教育性质与内涵在发生巨变，开始出现臭铜味……
一位老师说：存在就有它的合理性。既然是合理的存在，我们通过劳动得到那部分收入自然就是合理的了，如果硬要说还有什么不合理的，充其量也只是没有交税而已。
说对了，尊敬的老师先生。作为一个公民，我想说的不仅仅是交不交税的问题（其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作家写稿，出版社已经无需商量就把该纳税的那部分扣掉了；小商小贩不交税就会每天都要像过街老鼠那样被工商和警察追来赶去；公务员的每一块辛苦得来或加班加点得来的奖金的税，也毫不含糊地早被会计在工资单上扣走了，难道只有老师这样的“劳动”可以不扣税吗？据测算，仅北京市全年老师的灰色收入这一块，国家至少少收税收千万元以上！）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全国性的办教学辅导班之风如今愈演愈烈，成了中国实行五天工作制后的大量时间里最为激烈、最为严重的内战。看一看北京的那些学校大门口壮观的自行车队伍，你就会知道中国的办班大战已经早已到了白热化状态。而在这全国性的办班大战中，名城名校周围是最严重的“战争策源地”。我的家紧挨着北京著名中学四中，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以及每天的晚上，你有空去那儿看一看，你一定会惊叹：简直太火爆！太那个了！
四中素有“全国第一中学”之称，据说能进这个中学就等于是提前进了北大、清华，在北京市民心目中四中的教学质量的含金量之高由此可见。四中在1999年的招生中，对外称是600分，其实录取时高达609分以上。现在的百姓都很精明也很讲究实际，你四中好就好在教学质量不是？教学好不好具体还不是指的教师嘛。那好，我孩子上不了你四中，我还不可以请你四中的老师？四中是所名牌中学，学校没有初中，只有高中。学校对社会上那么多家长和学生期望请他们的老师当家教，一是喜二是忧，喜当然是为名校效应，忧便是不能分散老师的精力呀！想来想去，还是最好让老师集中时间、集中场所进行些课外的教学。再说那样学校也可以为大家谋些“三产福利”。好主意。对外办班的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好嘛，打80年代开始，四中的业余辅导班历经十几年，一年比一年人，如今几乎每天晚上和每个星期天都被各种辅导班安排得满满当当。以一个班四十人计算，全校一班约算它共开十个班（注意，一天中他们常常安排上下午或者还有晚班三班倒），每个学生收费每学期在六百元至八百元不等，一年下来全校能收多少钱？恐怕得用计算器才能算出。不仅如此，四中的班仍满足不了全市百姓对它的敬仰之情，于是他们又把以四中名义的辅导班办到了附近的三十一中和对面的黄城根小学，那儿的班仍在不断地往外延伸……每逢下课时，接孩子的家长与车辆时常把整条西黄城根大街堵得水泄不通——身为附近居民的我和很多人已经饱尝了这样的苦处许多年，然而这又有什么办法？我自己上初中的孩子不也照样送进了这样的“战场”？
不知什么时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