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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明揉了揉摔疼的屁股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连忙爬起来奔向书柜，打开下面的柜门一看，棕色的公文包还在，他随手拿出来打开看了看，空空如也，黄小明摇了摇头随手将《史记》扔了进去……
不瞒诸位，这个棕色的公文包就是我，根本就不像黄小明在梦中梦见的那样崭新得既庄重又充满活力，其实我从黄小明到综合二处时就跟着他，直到他所服务的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东窗事发……
·15·
横：命运
48。我辞职了
在每两个小时就换两个人看着我的房间里，我从怯懦中汲取了在关键时刻没有抛弃我的力量。之所以怯懦，是因为我从政以来第一次品味失去自由和尊严的恐惧；之所以我从怯懦中还能汲取到力量，是因为我早就预感到这一天迟早要到来，但是我没想到是用钓鱼这种温和的方式。我一直想象应该是我和彭国梁正坐在车上，突然被几辆闪着警灯的警车包围了，我们的黑色奥迪车不得不被追停在马路边，然后从警车上下来十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将我和彭国梁从车里拖出来，分别戴上手铐，然后分别将我们拖进警车里，警车排着长队耀武扬威地向看守所驶去。
我曾经在梦中无数次重复过这个场面，但是很遗憾，这个场面没有发生，当宋道明通过钓鱼的方式把我骗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没有一点惊险的场面，宋道明甚至抱歉地将手一让，做了个请的姿势，让我进刘市长的办公室，这时我才预感到刘市长的办公室内大有玄机，因为宋道明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刘市长临时找彭副市长有要事商量，如果宋道明没有撒谎，此时两位市长应该在办公室内商量事，我是不应该进去的，只要在宋道明的办公室等就可以了。但是宋道明见我犹豫，又努了努嘴，意思是“进去呀！”我只好一咬牙推开了门。
来之前，我正和我哥给我嫂子过生日。按理说，彭市长晚上应该宴请国家某部委领导一行，我由于嫂子过生日请了假，因此我从中午就离开了彭市长。
接到宋道明的电话，我急三火四地打了一辆车，在车上，我拨了几次司机的手机，都提示小在服务区，这让我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刘市长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大半夜会请彭市长到办公室商量，再加上我走进市政府大院时，既没有看见刘市长的专车和司机，也没看见彭市长的专车和司机，更是在我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按常理，两辆专车应该前一后停在市政府办公楼六前，两个司机正在一边抽烟一边闲聊，但是市政府大院除了大门前戳着两名武警战士以外，寂静得就像一座监狱。我跨进再熟悉不过的市政府办公大楼时，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油然而生，就好像一名囚徒第一次走进自己的监室。随着电梯不断上升，我却觉得我的生命却正在向下沉沦。
直到我走进宋道明的办公室，看见宋道明故作平安无事实则请君入瓮的表情，我惴惴不安的心情更加强烈了，以至于我推开刘市长办公室的门时，脑袋里一片空白。
刘市长的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我却觉得埋伏着无数看不见的人，穿过办公室是间小会议室，我迟疑地站住了，心想要不要走过去，小会议室的门却开了，刘市长走了出来，他一见我便迎上来热情地拉住我的手，和蔼地问：“小明来了，怎么来的？”刘市长的话虽然平易近人，却透着一层没话找话的尴尬。我拘谨地回答：“打车来的，刘市长，彭市长在吗？”刘市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惋惜地说：“小明，叫你来就是想向你通报一下，彭国梁因经济问题刚刚被省纪委‘双规’了，现在专案组就等你了。走，过去见见吧。”听了刘市长的话，我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呆若木鸡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像被“拍花子”拍了一样懵懵懂懂地跟着刘市长走进了小会议室。
小会议室沙发上一共坐着六个人，我却觉得有黑压压一屋子人在对我横眉立目，很显然坐在中间的人是专案组的头儿，他的列宁头在节能灯的辉映下闪闪发光，但他凝视我的目光却令人费解地意味深长。尽管小会议室里加上我有八个人，但是刘市长介绍完我之后，这个会议室静得如同一间被人遗忘的办公室，直到宋道明尾随进来，专案组的头儿才做了自我介绍，他声称自己是专案组组长，叫邓宏昌，在他自我介绍时，我故作镇静地望着他，懵懂地感觉到，这个人是个办案的老手，别看他的列宁头光滑闪亮，像流水磨光的石头或者几代人锤炼的谚语，但是我能感觉到藏在他骨子里的锋芒犀利无比。
邓宏昌向我介绍完之后，平静中透着几分威严说：“希望你认清形势，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积极协助组织搞清楚彭国梁的问题，现在我们走吧。”说着他站起身，其他人也一起站了起来，此时我才注意到六个人中有一位年轻姑娘好像在哪儿见过，定睛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公务班的尚小琼，前些日子还经常打扫彭市长的办公室，怎么忽然之间成了专案组成员了，当然，此时的场面根本不容我多想，六个人将我围在中间分别与刘一鹤和宋道明握手道别后，簇拥着我离开了小会议室，临走前我用仇恨的目光望了宋道明一眼，他不敢和我对视，目光相撞时，他将头转到了一边。
就这样我被六个人簇拥着走出市政府办公大楼，然后被两名大汉夹在中间坐进了一辆黑色桑塔纳的后排座，巨大的压力让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犯人的感觉，一路上我都想不明白，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有一种犯罪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随着车队离市政府办公大楼越来越遥远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车上的人都一言不发，他们都挺直腰杆严肃地目视前方，无形中增加了对我的威慑，这种威慑让我确认自己大概是有罪的。任何人只要像我似的被夹在中间，大概都会产生犯罪感。这种犯罪感让我情不自禁地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自己的毛病，并且因为一时找不到而倍加恐惧。
车队围着东州城绕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原来是省军区大院，正常行驶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路上浪费一个半小时，而且到达省军医大院门前时，又停了半个小时，才缓缓驶入省军区大门。我脑海里顿时浮现出卡夫卡笔下“法的门”的情景，“看门人扯着嗓子向乡下人吼道：‘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从这里进入，因为这道门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现在我们要把门关上了。’”“这道门是专门为找准备的”，我下意识地在心里重复着这句话，甚至还庆幸地想，我比卡夫卡笔下的“乡下人”幸运多了，他直到死也没能进入“法的门”，我却没费任何周折，只是坐在车里围绕东州城转了几圈就顺顺当当地进来了，我不知道这种幸运是福还是祸。因为这道门使我的犯罪感更强烈了，正是由于这种犯罪感，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怨惧感，这种恐惧感让我表现的跟犯了罪的人更像一个罪犯。我的耳畔喋喋不休地回荡着卡夫一半笔下牧师的一句话：“对一件事物的正确理解和对同一件事物的错误理解并不完全相互排斥。”此时此刻，我终于理解了，一个人产生犯罪感并非由于他犯了罪，而是由于他被“双规”了，他被“双规”了，于是，他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犯罪感。
我被软禁在省军区招待所三楼把山的一间标准间内，邓宏昌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问题，然后留下两个人就走了。看来我的确有问题，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我一连想了三天，也没有人提审我，只是每两小时换两个人看着我，这三天我几乎回忆了我从政以来所有自私的行为，但是自私不等于犯罪，不发现自己的罪过是无法帮助专案组的，于是我反复检查自己的行为，就连自己的言语和内心思想也不放过，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明白，自己不仅有罪，而且是很严重的罪过，因为彭国梁在案发前曾经交给我一个用透明胶封好的牛应纸包，他说是零花钱，让我收好放在家中，从那个包的大小看，如果是人民币，大概能有三五万，如果三五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