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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创造”两个字在常务副市长刘一鹤嘴里说出来，我还真有一种“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的冲动，便重重地点了点头说：“刘市长，一个民族总要有人拆下肋骨，点燃火炬，这样的人一般都出现在秀才中，想不到您作为政治家也有勇气仰望星空，这不光是东州人民之幸，更是我黄小明之幸！”
这虽是我的恭维之话，但确实发自肺腑。人活在世上，有一半也是为了“看重”这两个字，不然追求成功干什么？我在市政府大院熬五年了，还不知道多久才可以做到“凤翱翔于千仞兮”，虽然说伟大是熬出来的，但是又有几人仅仅靠熬着而成为伟人的？平庸的人熬着可能是日常生活，而有鸿鹄之志及鸿鹄之才的人熬着很可能是坐以待毙！老地方坐久了，心里还发凉、双眼还发黑呢，何况命运？人的命运是绝不能建立在二乘以二等于四这样的真理上的，人活着就是活那么一线光亮。想不到撞南墙竟然撞上了大运。
我是和李玉民脚前脚后调到办公厅的，虽然都是平调，但是办公厅副主任与研究室副主任比起来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当然我这个办公厅综合二处的正处级调研员比研究室的正处级调研员腰杆也直了不少。我的事由于赵忠没少操心，因此我到处里工作后，大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劲头，处处站在赵忠的立场上全力维护赵忠的利益。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综合二处在赵忠的领导下不仅不是思想创造的圣地，而且是大搞绝对君权，实施养蜂战略，全处同仁每天坐在办公室内就像进了蜂箱。最惨的就是我，由于赵忠自以为在我调入综合二处这件事上出了力，俨然以我的恩人自居，将我这个在刘副市长眼里的大秀才，当成了他的小秘书，甚至是拎包的，呼来唤去，每天忍气吞声地活着，不仅丢掉了在研究室工作时的那份清闲，更有一种丢了尊严的屈辱。
赵忠对我采取的最专制的手段就是不让我有任何与刘副市长接触的机会，但是刘副市长的发言稿却成了我的专利。赵忠显然是在提防我，尽管我谨小慎微地压抑着自己，但是赵忠很清楚，如果给我接触刘副市长的机会，全处最可能取代他的就是我。别看我是正处级调研员，刘副市长要想把我的“调研员”三个字换成一个“长”字简直是易如反掌。
然而，自从我调入综合二处以后，刘副市长似乎把我忘记了，我写的全部材料先要由赵忠过一遍，然后他根本不与我打招呼，就拿着我辛辛苦苦写的材料邀功请赏去了。凭我的直觉，刘副市长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可是为什么再也没有召见过我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是我刚到综合二处时，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对我都带搭不理的，我以为他们是嫉妒我文凭高、级别又是正处级，将来在进步上挡了他们的路，时间久了，我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几个之所以对我不冷不热的，是因为我和赵忠走的太近了，他们都以为我是赵忠调来的，认为我是赵忠的人。
我心想，当初明明是刘副市长看中了我，和赵胖子有什么关系？他不就是奉刘副市长之命跑了跑手续吗？其实手续上他也没费多少心思，具体事宜都是人事处办的，我尊重你赵忠，完全是因为你是综合二处处长，还真以为自己是别人的大恩人呢，整天拿我当丫鬟使，被大家孤立的滋味太难受了，我不能弄得里外不是人，于是便试着向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靠近。这几个人并不领情，我知道他们有顾虑，根本不相信我，于是我当着大家的面，让赵忠吃了两次软钉子，当时赵忠很下不来台，许智泰、欧贝贝和朱大伟这才渐渐接纳了我。
但是赵忠被我得罪了，别看赵忠胖得跟猪似的，心胸却小得很，我知道赵忠一直在伺机抓我的小辫子，我对待工作愈加认真，试图不给赵忠机会。然而人要是点背了，喝凉水都塞牙。市委书记到市招商局调研，刘副市长陪同，这次会议我并未参加，是朱大伟陪同赵忠去的。会上市委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赵忠录了音，当然刘副市长也发表了讲话，发言稿还是我写的。赵忠回来后将录音笔交给了我，让我连夜将书记的讲话和刘副市长的讲话整理出来。
我心想，你带着朱大伟去的，这活应该交给朱大伟干，干嘛交给我？便冷漠地说：“刘副市长的讲话是我写的，现成的发言稿，还整理什么？”
赵忠不怀好意地笑道：“刘副市长基本没按你的稿子讲，是发挥的。”
我无话可说，只好接过录音笔放进公文包内。这支录音笔是赵忠从市财政局化缘来的，刚弄来不到一个月，崭新的，价值一千五百多元。下班后，我将公文包夹在了自行车后座上，快速往家赶，路过动物园时，门前有卖菜的，老婆早晨上班前就嘱咐我下班后买把菠菜回去，我下了车挑了把水灵灵的菠菜，付了钱，我把菠菜扔进车筐内，回头一看顿时傻了眼，公文包不见了。
我不知道是被偷了，还是掉到半路了，呆立了片刻，下意识地跳上自行车往回骑，骑着、骑着我意识到，平时我都是将公文包夹在车后座的，架子很紧，从未掉过包，一定是买菜时被偷了，只要是被偷了就不可能找到了，公文包并不贵，关键是丢了录音笔，这回我可是主动把小辫子送给赵忠了。
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跟老婆说了，老婆一句也没埋怨我，通情达理地在床头柜里取出一千五百块钱塞给我，此时我岳母正在住院，这是给老人家准备的医药费，我把钱重新塞给老婆，老婆说，丢了录音笔咱们还了不就完了吗？我垂头丧气地说，哪儿有这么简单，刘副市长下面管着二三十个局，综合二处跟下属单位张张口，别说一个录音笔，小轿车也一样给，关键是领导讲话丢了不好交代。老婆安慰地说，杀人不过头点地，给你们处长打个电话，让他搪一搪，或许没这么严重。“老婆，”我底气不足地说，“其实领导讲话丢了不要紧，市招商局肯定也录了音，只是赵忠一直在找我的小辫子，这下还不知道他怎么做文章呢。”
老婆为我担心起来，他劝我去找一找李玉民，我恍然大悟，对呀，我和李玉民毕竟都是研究室出来的，我在研究室时是他最得力的干将，他现在是办公厅的主管副主任，不可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晚饭都没吃，星夜打车去了李玉民家。
进李玉民家门时，是他老婆开的门，我在研究室时去李玉民家拜过年，他老婆认识我，很热情地把我请进客厅，此时李玉民正坐在客厅的茶几旁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我进去时屁股也没抬，只是努了一下嘴示意我坐，我心里有事，哪儿敢随便坐，只是用半个屁股坐在沙发上，惴惴不安地说了丢包的事。李玉民听明白后，一边啃着鸡腿一边问我，向赵处长汇报了吗？我没拿李玉民当外人，简单说了我和赵忠近来的微妙关系，李玉民并未表态，只是说我应该先向赵忠汇报，便不再理我。
我尴尬地坐了一会儿，心想，你李玉民竟是个鸟人，看样子是下决心袖手旁观了，我心一横，起身告辞，我就不信还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李玉民的老婆也觉得丈夫有些过分了，一边数落他一边把我送出门。
我走出楼道仰望星空，发现一颗流星划破夜空，我猛然顿悟，如果这颗星星不划破夜空，谁会知道他的存在？看来它是以不存在换取了存在，我应该学习这颗流星，一旦出发就不问归程，其实人生是永远走不了回头路的。想到这儿，我掏出手机拨通了赵忠家的电话。
赵忠懒洋洋地接了电话，当他听明白我汇报的情况后，半天没说话，我叫了两声赵处长，他才像有屎拉不出来地说：“小明，这件事太严重了，明天我向厅党组汇报后再定吧。”说完电话一摔就挂了。
我茫然地站了半天，我知道赵忠有机会向我发难了。从电话的口气里，我能听出来，他将丢录音笔的事上升到了政治错误，而且怀疑我私密了录音笔，眼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王朝权求救，王朝权是欧贝贝的老公，在市招商局办公室工作，正好负责材料这一块，市委书记和刘副市长的讲话录音，王朝权手里一定有。
果然，我给王朝权打电话时，他正在办公室整理录音，而且刚刚整理出来，王朝权在我眼里不仅为人正值，而且很有才气，只是不懂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