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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缓慢低沉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陈毅发生争执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对近乎咆哮的赫鲁晓夫明确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给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赫鲁晓夫早就对中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要发泄了。他越说越激动，真是脸红脖子粗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邓小平的话不卑不亢，坚定有力，不容置疑，让赫鲁晓夫无话可说。
在大会上，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全面回答了苏共此前对中共的攻击，阐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严正指出：“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草案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中共和苏共分别作了一些妥协，达成了关于文件草案的协议。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对此，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这３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８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惟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在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１１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3）
□邓小平再次挂帅出征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凯旋。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一封长达６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致使会议初期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中共代表团抱着互谅互让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会上会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苏共也采取了协调和妥协的态度。最终，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苏矛盾得到缓解，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会后，刘少奇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邓小平率团回国。
１９６１年１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全会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周恩来在致辞中批评了这一做法。但在苏共的煽动下，周恩来受到了围攻。为此，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１９６２年４、５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活动；１０月，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中国的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就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企图禁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发表了８篇文章，对苏共此前的一些责难进行答辩。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许多问题上攻击中共。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反驳苏共的攻击。此后，苏共用各种方式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并无理驱逐５名中国驻苏联使馆人员和留苏研究生。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也亲自出席。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依然充满着火药味。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述：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