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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1977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50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1973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1960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3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26国党代表会议和81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26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1960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11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参加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不到4个月前,苏联一夜之间撤消了343个合同、纪要以及257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召回了1390个援助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而对这种敲诈勒索,不仅是邓怒火万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员会里以陈云为首的亲莫斯科派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走出这一步时,想必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成百万人要挨饿。”
8月下旬的一天,56岁的邓小平来到钓鱼台,他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当他看到人员都到齐了后,就认真地对大家说:“这次参加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说,当他得知邓小平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就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过好几次会议,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们一起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而当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邓小平走进大厅后,赫鲁晓夫也已经等候在大厅里与中共代表们一一握手。
据说,接待的规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毛泽东在1957年第二次访苏时跟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后把邓小平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估计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叮嘱。
但赫鲁晓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怕”邓小平,“要亲自和邓小平谈”。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就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的脸上也始终挂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了挑战。
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便十分坦率地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加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邓小平很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