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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