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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1000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2月18日凌晨1时10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18日午夜零时25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2月19日凌晨2时10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1973年2月20日上午11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1971年,在林彪“9·13”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1972年11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1972年5月12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5月18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1月11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5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