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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还告诉她，英国对于印度医疗援华也在加紧干预，木克吉大夫正准备去中国，“循新开的滇缅公路，经由腊戍……携带了一批医药供应品。”但一个多月后他来信说：“…木克吉大夫到达仰光时，他的护照被（当地英国当局）取走了，无法继续行程，只好返回加尔各答。他所带的医疗供应品……已交给仰光的中国领事。”
1941年夏，印度国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成员卡玛拉黛芙夫人——一位在外貌和才智上都出众的妇女——在周游上海、重庆、美国、日本途中，来到香港，拜会宋庆龄。她说，在东京时，日本人提出只要印度国大党公开反抗英国统治，日本就将给以援助，但她代表国大党拒绝了日本这种奉承讨好的表示——不是不想看到英国人走，而是因为这种“援助”有着不干净的动机。她说，尽管甘地和其他许多国大党领导人被英国人投入狱中，国大党还是这样决定。
但在香港，这位有原则立场的印度妇女，尽管她让日本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受到港英警方的严密监视。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宋庆龄主持的《保盟通讯》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社论①，对卡玛拉黛芙夫人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认为是“及时地显示了两个伟大的东方国家的人民之间十分密切的利益联系。”社论说：
①尼赫鲁致宋庆龄，1940年2月2日。
“欧洲战争爆发前夕，尼赫鲁先生曾对中国进行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访问。此后，印度人民的代表一直未有机会同中国的领袖们谈论他们斗争的前景。中国的抗战得到印度深切的理解……
“……卡玛拉黛芙夫人的访问，再度提出了两国目前关系的问题。……今后肯定会比一次偶尔的未加宣布的访问，有着更为经常的消息、情况和思想的相互交流吧。”
不久，宋庆龄代表保盟邀请尼赫鲁和印度医疗队队长爱德华担任保盟的赞助人。尼赫鲁代表爱德华和他自己复电表示“欣然同意”；①
①《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第389页。
“……高兴地接受名誉会员的职位，作为印度同中国人民在他们争取自由的英雄斗争中团结一致的象征。”
概括起来，在香港时期，宋庆龄在反对日本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员——的支持，但她从不奉承或乞求他们——在印度问题上，她对大英帝国的抨击不遗余力。这就是她的统一战线风格。
（九）对日本军国主义——抗击到底；
对日本人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抗战初起时宋庆龄曾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者……只有引起我们的仇恨和抵抗的决心。……当然，中国人民对于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无恶感，因为日本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欺骗。”①
①尼赫鲁自印度阿拉哈巴德致香港宋庆龄，1941年10月13日。
她这样写，也这样做。对于侵略性的帝国日本，她主张进行无情的武装斗争——只要它还占领着中国的一寸土地。但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她有着许多美好的记忆——他们不是敌人。在上海，她有反法西斯的日本朋友。在重庆，如上所述，她探视过受伤的日本俘虏，并同他们谈话。在她的书房里，一直保留着一本有进步思想的日本女男爵石本（加藤静江夫人）①用英文写的自传《面临歧路》（“Faciny Two Ways”），是作者通过美国记者古尔德送给宋庆龄的，上面还有作者写的向来表示敬意的题词，当时中日两国已经开战。
①她的丈夫加藤勘十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工运活动家。——译者
加藤静江因为在日本收入微薄的女工中提倡节制生育（在法西斯的日本，这是不合法的）而被捕入狱，后来又因为被认为在所谓日本“国家危机”中是危险人物而再度入狱。古尔德在写到这位英勇的日本妇女时说：
“……她虽没有见过孙逸仙夫人，但认为孙夫人是一位同她属于同一类型的妇女……在动荡的30年代后期，她们两位都曾希望在较为中立的香港见面……但日本警方对加藤静江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她可以见客（她打趣地对我说，‘每一个到我这里来的人都；生了警方的档案’……）但不准旅行。”
还有一个关于宋庆龄对待日本友人的态度的例子值得纪录下来，那就是在她离开上海之前，她设法把两位日本进步人士（作家鹿地亘及妻子池田幸子）从这座城市安全转移到中国后方。这两位进步人士认为，他们为自己的人民及中日两国未来所能做的最佳奉献，就是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因此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对他们必欲置之死地。
（十）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及其意义
现在叙述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本身。这个组织是宋庆龄进行战时救济工作的媒介，她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里。这也是她在香港进行其他活动的基地。它虽主要支援中国的进步力量，但本身也是国内和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单位。在从事救济工作的同时，它也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的形势。它在自身的组织上也是国际性的。
宋庆龄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和神经中枢——没有这个独特条件，它的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它的内部工作——她自己总是什么工作都亲自参加——的气氛反映出她的作风和品格。这个集体主要都是志愿人员，领薪的人极少极少，最多不过两三个人——他们没有其他收入，但也只领基本生活费。
保盟正式宣布成立是1938年仲夏，但实际创办要早得多。大约三个月前，在周恩来和宋庆龄这两位无与伦比的统一战线开拓者的创议下，事情就开始酝酿起来。第一个参加创办小组的外国人是杰姆斯·贝特兰。他是新西兰作家和记者（后在惠灵顿大学任文学教授），对于在华北敌后活动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通过亲身观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赞佩。1938年2月在武汉时，周恩来曾同他谈到八路军伤员的医疗服务工作，并请他带一份报告给在香港的宋庆龄，内容是八路军在这方面的需要。
贝特兰于3月间抵达香港，应邀参加了八路军驻香港代表廖承志召开的一次会议。贝特兰曾到延安，认识廖承志。廖同姐姐廖梦醒一起，已经在香港组成了一个支援白求恩大夫的小组，现在他想成立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以便向公众征集援助并同海外援华团体挂钩。它应有中外人士担任职务，由中国“著名人物”领导。廖承志想到的是请宋庆龄任主席和实际领导人。后来宋又建议请她的弟弟宋子文担任荣誉性的会长职位。
发起人在邓文钊寓所聚会。邓是廖家的亲戚，家境富有，曾在英国剑桥大学就学，有进步思想，在香港一家比利时银行任职。这一切都使他很适合于以后担任保盟的两司库之一。
大家请贝特兰推荐一位在香港有影响的外籍人士参加，他推荐了港英政府新莅任的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妻子海弥达·沙尔文—克拉克夫人。她有工党（费边社①）的背景，这在一个英国殖民地的上流社会妇女中是少见的。在结婚前（当时她用自己的姓名“海弥达·布朗宁”），她在“英国与苏俄文化关系委员会”任职时就同贝特兰认识。她后来担任保盟的名誉秘书。
①费边社（Fabian Siciety）1884年在伦敦成立，主张以缓进的方法实现社会主义，其名称源出善用缓进待机战术的古罗马将军费边·昆克塔托（又译费比乌斯），萧伯纳为主要领袖之一。1906年工党成立后，该社即隶属于工党。——译者
另外一位司库诺曼·法朗士是香港大学教授。他在中国出生，同情进步，有学者风度。他和邓文钊都是尽义务的。①
①《致英国工党书》（1937年10月3日）。
最初负责宣传工作的是约翰·利宁，就是曾将宋庆龄的信带给尼赫鲁的那位年轻的英国人。他曾主编过一本名叫《民主》的月刊，斯诺和贝特兰（后来还有本书作者）都曾是它的编委会成员，但只出了半年就因日本占领北平而停刊了①。
①古尔德着《中国在阳光中》（英文），第146—147页。
这里想插叙一些本书作者的个人回忆，以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的工作及其时代背景。1938年快到年底时，宋庆龄要本书作者负责香港保盟总部的宣传工作。本书作者本来在美国合众社工作，这时合众社认为日本实际上已经打赢了对中国的这场战争，所以要裁减在中国从事采访报道